摘要：環境保險制度應該被視為一套關于環境保險的設置、運作和落實的整體機制。它以環境保險這一險種的設置為前提，目的是要很好地使環境保險充分發揮其設計初衷，有效地激勵或敦促被保險人預防或減少環境污染事故，在污染發生之后為受害人提供適當及時的救濟，將環境污染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關鍵詞：環境保險;風險社會;校正正義。

　　2010年12月底，安徽省懷寧縣高河鎮有100多名兒童被檢查出血鉛超標。這些血鉛異常的兒童的家附近有兩家電源廠，經懷寧縣政府2011年1月6日通報，初步認定博瑞電源有限公司未通過環保“三同時”驗收，超時違規試生產，是造成此次血鉛超標的主要原因。論者查知，血鉛是指鉛中毒，主要影響兒童的智能行為和體格生長，而且鉛毒性作用待發現時已經難以逆轉，其隱匿漸進的病理特點使其對兒童健康的危害性更大。一鎮之中如此多的兒童被檢查出血鉛超標，將對孩子的身體及其家庭造成極大的痛苦和損失，這引起了論者對環境污染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彌補或預防的法律措施的思考，危害既已發生，社會對受害人能做的就只有想辦法救濟，使損害降到可能的最低，論者擬就建構我國環境保險制度再做思考。

　　環境保險制度對于目前環境法學界的人士來說并非新鮮的概念，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的全國各界對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后，雖有一些單行法規、地方性法規及政策對環境污染損害補償進行規定，并部分地區也開始環境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但是，歷經數年我國仍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環境污染保險制度，基于此種情形，論者試圖從該制度的法理理論根據出發闡述該制度建構的必要性，并就環境保險制度建構的若干理論和現實問題提出拙見。

　　1 環境保險制度的概念。

　　首先應該明確什么是“環境保險”。關于環境保險的概念，有學者認為，環境責任保險(environmental 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險人因污染環境而應當承擔的環境賠償或治理責任為標的的責任保險。它由公眾責任保險(comprehensive general liability，CGL)發展而來[1]。環境責任保險又稱“綠色保險”，在各國的名稱不一，但總的說來，是指以被保險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氣，依法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為保險對象的保險。其實，具體的定義對于制度的建構來說并非決定性的因素，關鍵是要充分認識到制度建構的深層次原因。既然是保險，那環境保險也要符合投保的一般條件，需要具有可保性、保險利益且是因意外污染事故造成的賠償責任，因為非意外的事故責任將被視為除外責任，而不具有可保性。

　　了解了環境保險的概念，環境保險制度的概念就不難理解了。有學者認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實質上是一種賠償污染損害的財務保障機制。通過眾多排污單位分別繳納的污染責任保險費，積少成多，用以補償個別企業因為污染事故給少數人造成的損害，既可以使環境污染責任分散化，還可以使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有所減輕，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2]。依論者淺見，環境保險制度是一套關于環境保險的設置、運作和落實的整體機制，它以環境保險這一險種的設置為前提，目的是要很好地使環境保險充分發揮其設計初衷，有效地激勵或敦促被保險人預防或減少環境污染事故，在污染發生之后為受害人提供適當及時的救濟，將環境污染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2 環境保險制度的理論基礎。

　　對環境保險制度的倫理基礎、經濟基礎的論述已經很多，論者嘗試從法律理論的角度思考這一問題，這或許能對我國環境保險制度試點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啟發。

　　2.1 風險社會理論。

　　“風險社會”理論或許能為我們應對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和態度的轉變有所啟示。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是一種現代化的風險，“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3]。貝克認為的“環境風險”是在工業社會系統地伴隨著財富的社會生產而必然產生的，它在本質上與財富不同，是指完全脫離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與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引致系統地、常常是不可逆的傷害，而且這些傷害一般是不可見的[4]?？梢?，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一種人類自負的結果，環境污染問題就是人類開始受到來自環境的無聲但激烈的反抗，此時人類才開始思考自己對環境的破壞或過度影響。

　　在現代社會，環境風險還具有“飛去來器效應”，它以一種整體的、平等的方式損害著每一個人。我們所關注的往往是一個個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事故，誠然，這些事故把環境的惡化或者其隱患以鮮活的生命作為代價展現在我們面前，是值得關注和解決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有憂患意識并發現其中深層的危機。一個個事故的點狀的發生，就可能是環境問題成面、成片發生的前奏，別國的危機同時也會以某種方式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在環境風險面前，沒有貧富，沒有老幼，沒有先進或落后，從全球的視野看，所有國家和地區，所有的人最終都將感知環境風險，都將成為受害者，無一例外。所以，環境風險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沒有任何人能被“豁免”，每一個地球人都應該有環境保護的意識，更應該有應對環境風險的意識。他人深受環境污染所害之時，也應有危機意識和同理之心，共同為人為的環境災難的損害的減小而努力。這一點可以成為環境保險制度的社會理論基礎，因為環境保險制度的設計目的就是集眾家之力，解一家之危，這正是現代社會環境風險的“飛去來器效應”所要求的。

　　另外，從個人的角度考慮環境風險的“飛去來器效應”，我們還可以得出個人的環境義務的問題。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環境風險的制造者，同時又將會是環境風險的承受者，所以，每個人都有義務保護環境、預防環境風險的發生，在環境風險發生后有所作為。也就是要有“責任感”，這也可以成為環境保險制度的倫理基礎。

　　2.2 校正正義。

　　實現正義是立法和制度設計中所要考慮的最根本的問題，也是評判一項立法或一個制度的合理與否的根本標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分為分配正義和校正正義兩種。其中分配正義所強調的是不同情況不同對待，相同情況相同對待，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校正正義則是一種基于平等的正義，在處理環境風險的問題上，造成污染的一方與受到環境污染損害的一方之間雖然在經濟或政治地位上有所差異，但是，在環境保險制度的設計中應該將雙方視為是平等的，因而適用校正正義的原理。在污然損害的補償上，誰造成了污染的損害就應對受害一方支付相應的補償，承擔投保的義務，這才是正義的。

　　將校正正義作為環境保險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制度設計的正義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如有學者所說：環境法律制度的有兩條利益和意志主線，一是社會整體利益和國家意志;二是社會成員的個體利益和當事人意志。一個理性和健全的環境法律制度，應該是這兩條主線的結合[5]。在環境保險制度的設計中需要處理好社會整體與國家，社會成員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這實際上就需要運用校正正義的理論作為支撐。

　　3 環境保險制度的現實基礎。

　　環境保險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其現實需要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應對措施的貧乏和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的缺陷是建構一套完整的環境保險制度的現實基礎。

　　3.1 我國環境問題現狀。

　　人類環境法的發展歷史主要經歷了18世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前的古代環境法時期，18世紀工業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近代環境法時期和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現代環境法時期[6]。人類對于環境風險的應對措施也由把污染治理與環境保護分離轉變為將兩者結合綜合預防和治理環境污染問題。據我國第一份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 118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05%;2006年和2007年，全國總共發生嚴重環境污染事故269起，平均每兩天一起;2007年、2008年突發環境污染事件分別達到462起和474起，平均每天1.3起[7]。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我國對化石燃料等能源的使用進一步增多，重大的環境污染事故頻發，這表明我國已經開始進入環境風險的高發期?？刂骗h境污染，構建合理的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已經成為我國走新興工業化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其中，構建我國的環境保險制度是題中應有之義。

　　3.2 我國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的缺陷。

　　認識到目前我國對環境污染損害的補償機制存在的問題才能更好地對其進行補足或改善。我國現有的環境糾紛主要是通過民事訴訟和行政調解的方式解決的，但是，民事訴訟需要支付高額的訴訟費用等，這對于已經受到環境污染損害的受害者來說無疑雪上加霜，加之受害者多為普通民眾財力精力有限，所以民事訴訟的救濟途徑往往無法落實。據權威部門估算，我國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年以數以千億計，而賠償數額卻少得可憐[1]。進一步考慮，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時合理的救濟，就會引發社會矛盾，非但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危害后果。論者將從造成污染的企業或政府部門的角度和環境污染受害者的角度分別探討我國現行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的缺陷，以論證構建我國環境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1)環境污染制造者的補償動力不足。

　　首先，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環保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尤其缺少污染損害賠償方面的法律規定，再加上執法不嚴，對排污者客觀上形不成壓力。在執法過程中污染賠償的責任絕大部分往往由國家和社會承擔，企業壓力不夠大，缺乏參加環境責任保險的動力。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從我國現行保險法的規定來看，責任保險的責任風險最終會通過保險制度由各個投保的企業所投的保險費經保險公司以保險金的名義對受害者進行補償。這種將風險分化的方式是符合風險社會理論的。

　　其次，從企業的逐利本質考察，企業現在不購買環境責任保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法律規定的缺漏，很多環境責任沒有被納入強制保險范圍之內;保險費率高，加上存在僥幸心理，于是存在道德風險問題;目前保險費率的厘定是否合理，也對企業投保的積極性存在影響;除投保外，是否還存在其他責任承擔形式?那些責任較投保更嚴厲，也會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與企業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對比的結果，同樣是道德風險問題。所以，沒有建構出健全的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對企業的利益進行科學合理的考量之前，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將會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而舉步維艱。

　　最后，從保險人的利益考量看，承前文，我國目前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數以千億計，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費率雖然較一般的責任保險已經很高，即按行業劃分，最低的費率為2.2%，最高的為8%，但是相對于巨額的保險金來說還是杯水車薪。另外，企業投保的積極性不高，所以，保險人承保環境污染保險需要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和風險。因而，在構建完善的保險機制之前，保險人的積極性必然不高。如何協調企業、保險公司、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實現對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及時有效的補償，實現社會穩定和諧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而這也正是環境保險制度所要解決的問題。

　　(2)環境污染受害者的追償實力欠缺。

　　面對現代化的副產品——環境污染問題，人類全體都有責任和義務，但是，對環境污染事故負有直接責任的企業或政府部門應該為受害者提供足夠的救濟。因為就社會經濟、政治地位和雙方占有的社會資源來說，受害者往往處于劣勢。我國現有的救濟途徑主要是民事訴訟和行政調解，而這兩種途徑都是需要高額的費用支出的，受害者本已受到物質和精神上的重創，往往無力支付相應的費用而失去追償能力。另外，我國現行的環境責任保險以自愿性的保險為主，大多數企業因抱著僥幸心理沒有參加該保險，使無辜受害人得不到公平賠償的現象普遍存在?；谖覈h境問題的現狀，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模式，實行政府強制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制度。

　　4 我國建構環境保險制度的若干建議。

　　前文中論者就我國構建環境保險機制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進行了論述，并且提出我國現有的環境污染損害補償機制存在的若干缺陷，在這一部分中，論者將結合國內外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對我國建構環境保險制度提出若干建議。

　　在提出建議之前，首先來分析我國環境污染損害補償中存在的利益沖突以便為環境保險制度設計、運行和落實提供必要的前提。承前文，我國環境保險制度的設計需要處理好三對關系：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企業、個人、部門等的利益);污染責任主體的利益與污染受害者的利益;污染責任主體的利益與保險人的利益。這三對利益的沖突與矛盾正是我國環境保險制度試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癥結所在，它們涉及到我國環境保險的性質、環境保險的承保范圍等問題。其中，對于環境保險制度的運行和落實有決定意義的是污染責任主體與保險人之間利益的均衡，這主要涉及到的一點便是在任何保險制度的設計中都需要著重考慮的道德風險問題，論者將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將對道德風險問題進行分析。

　　4.1 我國環境保險的性質。

　　我國環境保險的性質問題正是解決環境保險制度設計中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相互矛盾的問題。美國的環境責任保險是由公共保險發展而來的，環境保險并非一般的商業保險，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具有社會性、不特定性、潛在性等特點，這決定了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僅僅作為商業保險而存在。論者認為，中國的環境責任保險應該區別于一般的商業保險，而具有政策保險的性質。國家應該建立或者規定由特定的機構專司環境污染責任的判定、賠償數額的確定以及保險費率的厘定等事務，其中要正確處理商業保險公司與政府干預之間的關系。誠然，環境責任保險的具體運作可以交給商業保險公司，但是由于環境保險涉及的利益重大，所以，政府對其進行適當的干預是正當的。“我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模式，實行政府強制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制度。在產生環境污染和危害嚴重的行業實行強制責任保險。”“而在其他污染相對較輕非行業，政府則給予積極引導，仿效日本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議’利用政府的威信使企業自愿購買環境責任保險。”[1]

　　4.2 我國環境保險的承保范圍。

　　環境保險的承保范圍要根據對可保風險的劃分界定。根據“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的定義，我們一般將污染劃分為突發性環境污染和漸進性環境污染兩類，突發性環境污染當然具有可保風險的三個特征，無疑屬于環境保險的承保范圍。至于漸進性污染，由于其污染的發生及其危害性是逐漸被發覺的，所以，其可保性曾受到一定的質疑。但是，論者認為，雖然漸進性環境污染的危害是逐漸被發現的，但是其危害一旦發生也和突發性污染一樣具有不可逆性，所以應該被納入承保范圍。

　　4.3 我國環境保險中的道德風險規避問題。

　　在環境保險中，道德風險可以說是環境污染責任主體功利的利益考量之后可能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企業的逐利本質所決定的。有學者認為，“最理想的道德危險控制模型是給予被保險人的生態環境危害行為以與其未獲得保險時相當的激勵和威懾。但這種最理想的狀態是很難達到的，只能通過必要的制度設計以盡可能趨近這一目標。從理論上分析，大致有兩條途徑：其一，運用保險費率制度有效地激勵被保險人的行為;其二，使被保險人部分地暴露于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中，保留責任制度的一定威懾力。”[8]因而，我們在環境保險制度設計過程中對道德風險的估算和預測，以厘定合理的得以規避道德風險的保險費率自然成為重頭戲。另外，根據風險社會理論，讓環境污染責任主體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倫理和社會責任，認識到自己可能會給社會及他人帶來的深重災難最終會波及自身的生存，使他們具有環境危機感和社會責任感，以主動承擔起繳納環境保險的義務。

　　5 結論。

　　論者從環境污染責任者的社會和倫理責任的角度分析了我國建構環境保險制度的理論基礎，并就其現實基礎加以闡述，目的在于喚起社會整體對于環境風險的充分認識，環境保險制度只是一個補償機制，最根本的是要預防環境污染的慘劇頻繁發生，因為，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對地球每一處的環境災難，全人類的每一個人最終都不可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