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對環境的憂思到工業社會的環境保護運動，人類從未停止對環境議題的思考。在當今的媒介化社會，環保傳播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有關環保傳播的研究也成為近若干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點，但是對環保傳播的系統梳理和研究甚少。本文回顧了國內外環保傳播實踐，并以1979年以來環保傳播研究成果為研究對象，從研究領域、現實困境、環保傳播教育、話語實踐、歷史演進、過程結構等方面進行了梳理，認為我國環保傳播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也發現研究視角和方法較為單一、學理探討乏力等問題。筆者認為當下的環保傳播研究應立足新時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從理論體系和話語實踐兩個方面展開，聚焦新媒體環境下環保傳播方式的轉變，結合習近平新聞輿論思想，對環保傳播中的輿論引導問題進行再思考，對環境相關集體行動中的利益博弈和環境正義與公平等問題方面進行拓展性研究，進一步豐富我國的環保傳播研究。

　　關鍵詞： 媒介化社會;環保傳播;研究譜系;生態文明

　　《能源與環保》(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由河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主管、河南省煤炭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河南省煤炭學會主辦的煤炭及相關行業的綜合性科技期刊。

　　人類在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的破壞，盡管有不少像中國這樣的負責任大國在保護環境方面采取了很多積極的舉措，但全球變暖、大氣土地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難題仍然較為嚴峻。保護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共同的使命，不僅需要世界各國的協作，更需要世界各國公眾聯合起來，采取有力措施，保護人類共同的家園。

　　環保傳播是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而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它不僅能夠傳遞環保信息，還可以促進生態科普教育，對特定主體進行環保監督，為環境弱勢群體發聲，動員公眾參與環保事業等。尤其是進入媒介化社會，受眾對媒介的依賴度越來越高[1]，環保傳播在保護生態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以致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視環保傳播。

　　本文主要以1979年以來國內環保傳播的有關文獻為研究對象，通過系統梳理和分析，揭示我國環保傳播研究的基本狀態，進而對未來研究進行學術展望，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一、環保傳播研究的歷史溯源和現實驅動

　　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已對亂砍亂伐導致的水土流失表示憂慮。公元一世紀，羅馬的科拉米勒(Columella)和普利尼(Pliny)意識到盲目開墾荒地可能會引發環境問題。[2]我國在北宋時期，蘇頌就在《本草圖經》中探討了丹砂對水環境的污染問題。

　　隨著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引發了諸多環境問題，人類逐漸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于是隨之而來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同時為大規模環保傳播的開展提供可能。[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第一波環境運動主要以美國資源保護運動為發端迅速開展起來，在這一階段，自然保護主要是為特權階層服務，參與者以富有的白人為主，他們的訴求主要表現為對狩獵、露營時土地原貌的保護。20世紀60年代初，第二波環境運動興起。卡遜博士在1962年發表的報告《寂靜的春天》成為此運動興起的標志，它促使環境保護議題成為美國民眾共同討論的話題，此后各種環境運動此起彼伏。第三波環境運動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表現為環保主義者與污染制造者之間博弈斗爭。[4]在這三波的環境運動中，環保傳播都起到了社會動員的作用，尤其是這3本環保著作《寂靜的春天》《人口炸彈》《終止循環》的誕生，在環保運動生成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5]可以說，沒有環保傳播就沒有環境保護運動。

　　在我國，雖然早有文獻典籍闡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這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環保傳播的作用，但環保傳播作為一種特定的實踐任務，還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1972年，周恩來總理派代表團參加了聯合國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第二年，以《環境保護》的創刊為標志，我國的環保傳播開始萌芽。[6]20世紀80年代，《動物世界》開播和《中國環境報》創刊使我國的環保傳播進入發展快車道。1992年，中國參加聯合國舉辦的環境發展大會，成為我國環保傳播蓬勃發展的起點。[5]1993年，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在全國大規模開展，各大媒體介入報道，我國環保傳播實踐進入了新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重大決策，2018年“生態文明建設”寫入憲法，黨中央、國務院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精神和指示不斷升級，環保傳播日益成為我國新聞媒體輿論工作的重要內容。

　　可以說，由于我國環保工作不斷推進，環保傳播的價值不斷被發現，環保傳播不僅成為新聞媒體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也成為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議題。

　　二、凸顯與遮蔽：近40年來我國環保傳播的研究譜系及其評判

　　我國早期的環保傳播文獻以通知、會議記錄、科普類型為主，重在對環保工作經驗的總結，呈現多進行自我反思、向他國學習的傾向。直至1988年《加強環境新聞的戰斗性》中提出“環境新聞”一詞，我國才正式走向環保傳播的學術研究之路。

　　綜觀當前的環保傳播研究，學界在關注領域、現實困境、環保傳播教育、話語實踐、歷史演進、過程結構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績(表1)。

　　(一)對環保傳播關注領域的研究

　　各學者對環保傳播的關注領域和分析視角相近。劉濤從話語、權力與政治視角解讀了西方環境傳播研究，認為可以劃分為環境傳播的話語與權力、環境傳播的修辭與敘述、媒介與環境新聞等九大領域。[7]李文竹、曹素貞則從媒介、公眾、危機、政治四個角度對環境傳播研究進行梳理，劃分出環境新聞與媒介、科學傳播與風險傳播、環境修辭話語與報道框架共三個重點板塊，與劉濤的部分研究領域劃分相似。[8]此外，郭小平認為，我國的環境傳播研究包含“傳播與可持續發展”邏輯框架下的媒介及其報道研究、“發展與風險”框架下的環境新聞學研究、生態美學視角下的影視研究、環境風險傳播研究、媒介綠色修辭的話語批判、公民社會視角下的環境傳播研究六大方面，但在生態話語的生成、過程、意義方面仍有理論發展的空間。[9]另外，隨著環境新聞事業的壯大、環境新聞從業者的崛起，對這一群體的研究也應納入關注范圍。

　　(二)對環保傳播教育的研究

　　環保意識的覺醒、環保傳播的客觀現實呼喚環保傳播教育的開展。1977年政府間環境教育大會的召開被認為是世界范圍內環境教育的開端。[11]就全球范圍看，環保傳播教育存在著地域不平衡現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展較為完善，而我國的環保傳播教育尚未受到足夠重視。[12]

　　目前全美38所大學均設有環境新聞學相關教學或研究機構[13]，整體呈現多元化、重實用主義的特點[14-15]。而我國的環境傳播教育師資力量薄弱，也尚未形成系統的學科體系 [16]，為此不少學者就當前的教育現狀提出了建設性意見，認為高校應與新聞媒體保持互動，建設有豐富實踐和教學經驗的師資隊伍，并結合本土化環境特征進行教學;也可以建立跨學科的雙學位培養機制，從而有針對性地向業界輸送人才。[17-18]

　　(三)對環保傳播現實困境的研究

　　目前環保傳播仍然面臨諸多困境。其一，從政府角度看，各級政府在認知上不夠重視傳播工作、環境治理的理念也較落后，在行事上習慣遵循“包辦模式”[19-20]。其二，從媒體角度看，傳媒忽視了農村環境問題，未充分反映其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情況。[21-22]同時，媒介從業人員環境意識不強，傳播的內容和方式難以提升公眾的環保水平。[23-24]其三，從公眾角度看，公眾在生態建設中存在著利己主義、功利主義的環保訴求，缺乏參與和責任意識。[25-27]

　　針對這些問題，首先政府應加大對環保宣傳教育的投入，加強行政監管，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傾聽民意并將民意導入決策。[28-29]其次，媒體應聚合多種媒介形態，提升傳播效果。[30-31]再者，環保從業人員可以通過參加研討會、業內培訓或專業教育的方式提高知識儲備和能力水平 。[32-33]當然，面對環保傳播中的困難，政府、媒體、公眾等都應加強聯系，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共識。[34]

　　(四)對環保傳播話語實踐的研究

　　環保傳播的話語實踐包括媒介對環境議題的建構以及環境敘事的具體內容、精神理念、表現方式等方面。

　　從環境議題的建構上來說，易前良、蔣永峰分別對《南方周末》和《人民日報》中的環境報道進行分析，認為我國的環境報道往往是通過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揭示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繼而依照具體情況提出對策。[35-36]另外，在面對環境危機事件時，媒體報道常呈現出事后性，輿論引導也更具被動性。[37-39]

　　從環境敘事的具體內容來說，在宏觀層面，話語實踐會受到政治經濟的制約，因而媒體常與中央保持一致，呈現出政策敘事的特點[40]，也可能會采取地方性批判，凸顯出阿富汗斯坦主義的傾向。[41-42]在微觀層面，環境話語實踐在“無事故不新聞”的價值觀、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的影響下會體現出一定的沖突性。[22，43]環境敘事的過程可以體現出一定的精神理念。在環境報道中以人性化視角出發能夠體現人文關懷[23，44]，用科學發展觀判斷環境問題也是在將“以人為本”融入環境報道。[45-46]

　　環境敘事的表現方式多樣，包括生態攝影、生態紀錄片、環保電影等。周曉旸認為環保傳播主要展現真實、直觀的畫面，方便受眾感同身受，從而調動公眾的積極性以支持環保活動。[47]環保電影作為環保傳播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在我國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在生命平等這類意蘊表達上仍有所欠缺。[48]

　　(五)對環保傳播歷史演進的研究

　　當前對環保傳播歷史演進的研究范圍較廣，在地理跨度上包括從對某個局部地區的環境新聞報道研究到對全球的環境思潮研究[49-50]，從時間看主要涵蓋了自19世紀資源保護運動起至今的百余年。在揭示環保傳播的發展歷程時，學者所秉持的劃分依據不盡相同：曹雪真依據環境新聞報道的內容、手段、數量，將我國環境報道劃分為淺綠(1973—1991)、中綠(1992—2002)、深綠(2003—)三個時間段[51];張威認為環境新聞經歷了吶喊(1980—1990)、理性主義(1990—2000)、進入全球化(2000—)三個階段[52];賈廣惠分析了張威的劃分方法，認為不應僅以年代整數為依據，而應基于經濟態勢、環境形勢、政府行動來劃分，掌握社會發展中環境新聞傳播的變化，具體階段應包括啟蒙吶喊時期(1984—1991)、群體曝光期(1992—2003)、環境議題多樣化和事故化(2004—)[53]。

　　(六)對環保傳播過程結構的研究

　　當前針對環保傳播過程結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運作機制、影響因素和產生的意義三個方面。

　　就環保傳播運作機制而言，王建明認為首先應明確有效的傳播溝通步驟，其次確定傳播的次序階段，即認知擴散、信念形成、行為塑造和價值觀變革。[54]李玉文等認為環保傳播是一種涉及傳播因素、傳播過程、實際效果因素的動態循環過程，其提出的實際效果因素與王建明提出的環保傳播次序階段相對應。[55]楊志開認為微博環保傳播是由意見領袖推動、網民互動參與的，其演變過程可以概括為“微博話題、傳媒議題、政策議題”，也與李玉文等提出的環保傳播過程相吻合。[56]

　　環保傳播的影響因素包括各個相關主體：其一，從受眾角度看，李玉文等認為可以將環保傳播的實際效果因素一分為二形成覺察、記憶、態度等八個因子進行績效評估[55];其二，從媒介角度看，媒介可以通過信息提供、風險預警、教育引導、引導監督社會輿論來守護自然環境，推動環保政策、法規的制定，塑造環保文化價值[57-59];其三，從組織角度看，環保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等環保公益組織是環境保護的主要執行者，對環保事業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47，60]。

　　另外，不少學者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了環保傳播對公民社會建設的意義。公民社會作為一種充滿變化的、處于動態發展過程的社會存在，包含新社會運動、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志愿性社團四種結構性要素。[61]連水興認為，環保傳播作為新社會運動具有其合理性，在運動中民意的組織借助新媒介凝聚力量，影響權力機構的執行或方針政策的改變，成為公民社會的起點。[61]賈廣惠則從公民社會組織這一角度出發，認為環保NGO作為公民社會建構的組織形態，在傳媒的影響下可以維護公共利益。[62]王芳從公共領域視角出發，認為我國環保NGO與媒體有著天然聯系，二者在環境問題的傳播中使環境問題成為公共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