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現在農業生態環境建設管理的新發展模式有哪些呢?應該如何促進現在生態管理建設呢?在目前的新發展中的影響及意義有哪些呢?本文是有關農業生態環境的論文。

　　摘要：提倡生態農業中國的生態農業是指將傳統農業的生產技術運用在現代農業背景下的變式和再利用,通過高水準、密集型的農業技術將農業發展對農村環境的外部性效應內在化的綜合性農業系統。生態農業主要是維護水、土地和動植物的遺傳資源,保護基因資源和生物的多樣性,建立有益于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機制,抑制和消除系統內不利關聯,盡量減少化肥、農藥、動植物生長調節劑和飼料添加劑的使用量。

　　關鍵詞：農業生態環境論文,論文發表,生態建設論文

　　勞動力這一常量的動態變化并未引起農地的增減,老人和婦女往往力不從心,如在除草時節,選擇使用農藥則是他們解決問題最省時、最有效的方法。從深層次來講,非農收入的增加降低了人們對農業收入的預期,傳統的“生存理性”已不再是支撐農業生產的原動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如今在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鄉鎮企業更是遍地開花,農村經濟發展走上“快車道”。但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非可持續發展不久將會使農村環境“烏煙瘴氣”,廢氣、廢物、廢水的積聚必定是制約未來農村發展的頑疾。

　　論文網推薦：《生態環境學報》，《生態環境學報》1992年創刊，主要刊登國內外生態學和環境科學具有明顯創新性和重要意義的原創性研究論文、重大調查研究報告，以及對這兩個學科的重大前沿問題有獨到見解和理論建樹的綜述文章和觀點類文章。適合從事生態學、環境科學、資源保護、土壤學、大氣科學、水科學、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科學、農業科學、林學、醫學、社會科學、經濟科學等領域的科技人員、學者、教師、學生、各級管理者和環境愛好者閱讀。

　　鄉鎮企業三廢排放占全國工業污染排放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1%增加到目前的50%左右[8]。特別是部分鄉鎮采礦業存在濫采亂挖、采富棄貧的現象,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浪費更為嚴重。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負效應近年來,為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養殖業發展、鼓勵農產品進出口的政策,在養殖業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規模化養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凸顯。據《了望》周刊報道,目前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已不再是人們想象中的“一方凈土”,農村現已成了大中城市的“米袋子”和“菜籃子”。與此同時,城市“送企業下鄉”盡可能通過各種途徑將污染轉嫁給農村,讓農村也成了城市的“污水廢物處理廠”。據統計,96%的養殖場都分布在城市的郊區與農村,但這些地區正是環保治理和監管的“自由區”,沒有建立相應配套的污水和糞便處理設施,也未能將其加以綜合地利用變“廢”為“寶”,不加控制的排放勢必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深度污染。例如,浙江嘉興地區養豬業比較發達,據調查周邊大部地區地下水都因遭到短期內不可修復的生態破壞而不能作日常飲用,這引起了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恐慌和高度重視,率先試行推出“排污權交易”的政策,在2010年嘉興市舉辦的浙江省環境法年會上,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們也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中國現有生態環境政策在農村適用的局限20世紀早期,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工業污染成為不可回避、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為此出臺了一系列的環境政策。

　　盡管當時農村環境的污染還未能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但希望制定的環境政策能夠在城市和農村通用卻是制定者的期望目標。然而,這種“理性”制度的設計并未充分考慮到農村與城市環境的異質性,現行的環境政策在農村適用發揮效用的“半徑”是有限的。首先,行政管制是中國環境政策的主要手段[9]。然而,國內專門的環保部門只在縣級以上設立,農村環境管理及其監管機構的缺失很難促成失范化的農村生產與生活方式向環保型轉變。其次,由于中國長期實行“城市-農村”二元機制,區域間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先天性的不足注定在配置農民環境權益上的不公平,從而導致引導性環境政策在農村失去廣闊市場。引導性環境政策的目標是鼓勵和引導環境利益關系中的社會各方主體積極主動式地參與到環境保護的行列,其手段大多是采用激勵的方式,如給予優惠政策和生態補償、賦予榮譽稱號等。也就是說,環境權益的公平配置是引導性環境政策順利實施的前提,利益驅動機制的建立是其保障,長期穩定的有效政策是人們對國家的高度信賴。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城市因工業化連帶的“福利”和污染“轉嫁”向農村的現象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再次,生態環境補償措施不到位導致農村居民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減少。農民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理解,有限理性的農民往往棄生態利益于不顧,盲目追求經濟利益。說明缺乏有效的生態補償激勵機制,很難喚起農民的主動參與。

　　大力推動農業清潔生產農業清潔生產,簡而言之就是指用一種清潔環保的理念指導農業生產的全過程,最大限度降低農業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環境風險,其實質是要建立既可滿足人們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資源和農業投入要素,并保護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生產方式。在具體的農業生產中,以運用綠色肥料、綠色地膜、清潔灌溉等手段來確保實現農業生產經濟性和環保性的雙重價值目標。農業清潔生產要滿足以下3個方面的條件:①以最小的資源投入產出最大化的價值;②農業生產方式要清潔,減少對環境保護的危害;③農產品既要滿足人的需要,又要符合綠色健康的環保標準。當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水平還不夠高,農民保護環境的意識還不夠強,農技人員的數量和質量與農村發展的要求還相差甚遠,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農業與環保機構對部門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導致農業清潔生產在技術推廣、制度管理以及組織形式創新等領域的路徑變窄,動力不足。所以,今后應重新審視農業與環保部門的職能分工,鑒于農村環保制度的斷裂,將農村的發展與環境的保護均納入農業部門進行整體規劃是明智的選擇,也有利于推動農業清潔生產的普及。

　　發展可持續的生態農業技術我國農村的污染問題已十分嚴峻,為了控制污染的進一步惡化和力求恢復已被破壞的土地、水生態系統,發展可持續生態農業技術并加以運用是一項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務。這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著手:一方面,要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強化技術攻關和推動技術創新。據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只占科技投入總量的23%,這種力度顯然是不夠的,應將其比例增加到35%左右比較適宜。當前農村推行的精準農業、平衡施肥技術、田間綜合管理技術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的面源污染。但是,這些技術由于實施成本比較高、技術性比較強并未得到產業化的應用,還需進一步的創新改進[10]。另一方面,要提高農業生產標準化水平。國家應圍繞農業的生產、加工、流通制定出農業生產技術標準化體系的指南,推動農業的規模化生產;國家應針對農業和農村環境發展的技術瓶頸開展重點科研項目,大力扶持研發低毒高效農藥、有機復合肥料;與此同時,將有利于農村環境保護的農業生產技術納入到農業發展的范疇,進行專門統一的管理,并在政策上給予傾斜,實現農業與環境技術的一體化,帶動農業環境技術創新。秉承生態文明,挖掘農耕文化,提倡生態農業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兩條途徑,分別為擴大農用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農用地的產量。集約式農業生產不僅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而且對農業生態環境保護也有重要的意義。

　　如在棉花壟之間種甘薯、馬鈴薯,芝麻和大豆的混搭播種,玉米和西瓜套種,并且還在田溝地角種植油菜、小豆等農作物。休養生息的輪作、層次分布錯落的套種方式,遵循了物競天擇的植物生長規律,充分吸收了天然的水分和光照,從而豐富了農用地單位的產出數量、質量和品種[11]。

　　其具體實施表現為對農作物的秸稈進行深耕掩埋,利用水窖、滴灌和倒灌技術,使用糞便和草木灰肥料,采取生物和人工技術防治病蟲草害[12]。生態農業具有自我保持和修復生態系統的功能,如傳統農業生產中病蟲害的防治。一方面通過人工捉蟲;另一方面充分發掘各種動植物間相互制衡的價值,如貓頭鷹、青蛙、蟾蜍、蜥蜴等均是田間蟲害的克星,最終實現農業和環境的協調同步發展。堅持“引導性”與“自主性”相結合的政策導向自農村實施家庭承包責任制以來,中國長期推行自上而下“強壓型”的環境政策,但農村環保機構缺失,農業部門職能錯位,該政策很難實現對龐大農民主體和分散的農業生產行為的有效監管,最終也勢必導致農村環境的長久性污染。所以,政府應主張由“強壓型”向“引導性”的環境政策轉變,使生態環境保護的行為成為農業生產主體的一種自覺。可以這樣說,推行“引導性”環境政策的過程也是將環保理念、生態農業的生產方式內化于農民的過程。具體實施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生態補償、環保農業技術推廣、環保教育等手段促成農民對生態農業的偏好選擇;另一方面鼓勵消費群體對農產品的質量進行監督,使農產品的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但“引導性”環境政策和“自主性”(具有自組織特性)環境政策并非是一對等同性概念,政府在制定和推行該政策的過程中,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只是對政府的參與形式和參與階段的角色定位有所變通。

　　一般來說,政府在“引導性”環境政策中承擔的任務有:鼓勵環保科技創新,監管環境信息公開;開展環境科技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環境意識;及時發布重大環境信息,創建環境信息員監督制度;制定激勵機制,促使農民主動參與環保行動并從中受益;二次分配環境公平權益[13]。適合農村的“引導性”環境政策有:綠色或有機食品標志;農村生產、生活廢物的綜合利用;農村經濟結構及種養結構的調整等。此外,農村的環保工作行動中,村民只是一個被動的受體角色,對此行動的有關信息了解很少,也不愿主動去了解政策的有關信息。由于沒有真正參與到環境保護的政策中去,村民缺少對當前環境的認識,也不清楚自己在農村環境工作中需要承擔的責任。由此可見,只要村民還沒有成為農村環境保護的主體力量,農村的環境治理工作就只能是停留在表面工程、面子工程,環境還會持續惡化下去。適合農村的“自主性”政策有:農民環保信息員、民間環保組織和民間環保自衛隊。

　　筆者認為,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政策設計者急于應對“三農”問題的功利性,缺乏一個從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共生共益出發的整體性視角,導致農業發展“一手抓”,農村生態環境“一邊倒”的現象。因此,在制定和實施農業政策時必須對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加以充分考慮。反過來講,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必須考慮到農村生態環境的特殊性以及對農業發展正負效應,在二者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這也要求我們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地域風情,運用靈活的、綜合的農業、生態環境政策加以調整,各有側重或兼容并包。建構具有生態文明理念、一體化的農業、生態環境政策是今后農村長期發展規劃的一個重要綱領,也是科學發展觀對農業、生態環境政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