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審計文化是國家審計體系的軟件系統，是國家審計體系的重要構件，對國家審計發展、穩定和運行具有重要功能。借鑒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研究，將大學生審計文化劃分為審計認知取向、審計情感取向、審計評價取向三個基本構成要素，以廣州市部分高校政治類專業本科學生為調查對象，對當前我國大學生審計文化現狀進行探索性調查研究。調查發現，大學生對國家審計這一宏觀的制度設計與安排較為認同，但是對審計機關的具體作用和審計機關的履職或行政層面的評價較為謹慎，大學生審計文化類型處于依附型向參與型過渡的階段。加強審計文化的宣傳和教育是審計文化建設的基本途徑，審計機關應進一步完善自身的行政水平和能力，擴大和完善大學生參與審計政治生活的渠道，提升對大學生輸入的回應性。

　　關鍵詞：審計文化;審計認知;審計情感;審計評價

　　一、大學生審計文化研究提出的依據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審計工作，賦予審計作為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新定位，將審計列為黨和國家十大監督體系之一。黨的十九大作出改革審計管理體制的決策部署要求，加強黨對審計工作的領導，中央組建了中央審計委員會，習近平同志親任委員會主任，多次對審計工作作出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闡述了審計工作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問題，為我們推進新時代審計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具體到國家審計領域，就是把中國特色的國家審計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審計治理效能。發揮國家審計治理效能主要依靠堅持和完善國家審計制度、體制、機制，取決于國家審計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在權力、功能和工作相互配合和協同治理。

　　發揮國家審計治理效能離不開社會公眾對國家審計監督制度的文化支撐。政治學對于政治生活中的心理文化的研究由來已久，對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民族性格、國民性、公民性格等問題的研究就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早期形態。亞里士多德曾經注意到一個“適用于一切政體的公理”，即“一邦之內，愿意維持其政體的部分必須強于反對這一政體的部分。”[1]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是指政體認同感的重要性。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羅馬盛衰原因論》;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等名著中均關注到心理層面對于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的重要性。路辛·派伊曾經論道：“政治文化賦予政治制度以規則，給予個人行為以社會意義，使個人的政治行為按照一定方式運行，使政治體系具有價值取向，保證政治體系具有某種統一性。”[2]在當前政治學界，政治文化與國家治理效能的相互作用已經成為普遍共識。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共生論。張波、李群群基于共生理論探討現代政治文化與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邏輯。專家指出沒有孤立存在的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與政治文化相伴而生，有什么樣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國家治理能力。[3]第二，構成要素論。孟令蓉、陳金龍認為黨內政治文化為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提供文化支撐，要賦予黨內政治文化國家治理的功能，使黨內政治文化轉化為國家治理理念、凝結為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成為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潤滑劑。黨的理想信念決定國家治理體系的性質，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黨內政治文化凝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構成要素。[4]魏崇輝、闞亞薇指出政治文化現代化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第三，價值論或功能論。高苑、鐘哲研究了政治文化的整合機制，認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展開，既離不開硬件層面的政治組織、機構和規則，也離不開軟件層面的政治文化對上述硬件的連接、驅動和引導。[5]魏崇輝、闞亞薇指出政治文化的走向影響國家治理現代化能否得以實現。政治文化能夠發揮凝聚共識，并使共識外顯為政治主體的一致性政治行為。虞崇勝、何路社指出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深層次的社會價值觀念， 它的健康發展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的成效及政治系統的合法性。任勇、周飛認為現代政治文化是實現國家軟治理的重要基礎，它能夠提高社會和民眾的國家認同，降低國家治理成本。[6]具體到審計領域，審計文化與審計治理效能提升具有共生互惠的關系，審計文化為審計治理效能提供文化支撐，審計文化轉化為審計治理理念，凝結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審計文化具有凝聚審計共識、影響國家審計治理成效和審計治理合法性、對國家審計提供價值評價和規范指引的重要作用。

　　目前，關于國家審計發展、改革和治理創新的思考，多集中于國家審計體制、機制、技術、手段方法改革與創新等“硬件”建設，而關于審計文化與國家審計發展、穩定、運行及其治理效能相互關系角度的研究比較少見。需要說明的是，現存的少數對審計文化的研究文獻，大部分在“狹義”解釋審計文化，將其定義為審計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審計職業精神的內涵，對于審計機關之外的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的“廣義”審計文化，研究成果不多?；趪覍徲嫺冒l揮治理效能的實踐需要以及推進國家審計文化研究理論發展的需要，本文開展關于審計文化現狀的探索性調查研究。

　　大學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生力軍，受教育程度高，獲取信息和接受變革的能力相對比較強。本研究選取校址位于廣州的六所高校的政治與行政學、行政管理學專業本科生為調查對象開展探索性調查研究。六所高校分別為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廣州大學。

　　二、大學生審計文化調查的研究方法和變量說明

　　(一)調查研究的主要分析維度

　　對審計文化內涵及其內部構成要素的理解決定了本調查研究的主要分析維度。而對審計文化內部構成要素的理解可以參照政治文化內部構成的分析。政治文化研究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阿爾蒙德首先使用政治文化一詞，并將政治文化定義為：“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7]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現實的政治決策，它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淀，深藏在人們心中并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將政治文化分為認知取向成分、情感取向成分、評價取向成分三個部分。具體而言，“認知取向”指的是關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及這些作用的執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輸入和輸出的知識和認知;“情感取向”是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執行者及執行的情感和態度;“評價取向”是憑借認知和情感對典型地包含價值標準和尺度的結合的政治目標所作的判斷和評價。[8]

　　借鑒阿爾蒙德分析政治文化的認知、情感、評價三個要素，本文對審計文化的分析分成審計認知取向、審計情感取向、審計評價取向三個要素。審計認知取向是指關于國家審計制度、國家審計制度的作用、國家審計機關、國家審計機關負責人以及國家審計制度的輸入及輸出的知識和認識。審計情感取向是對國家審計制度、國家審計制度的作用、國家審計機關及其輸出輸入運行過程的情感;審計評價取向是憑借認知和情感對國家審計系統及其目標所作的判斷和評價。

　　(二)問卷結構與內容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問卷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及“我國大學生關于國家審計文化狀況”兩大部分。審計文化主要包含審計認知、審計情感、審計評價三大板塊的內容。

　　(三)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采用網絡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數據，共回收問卷507份，無漏選題項、全部選答同一選項等情況的無效問卷。

　　1.問卷效度及信度分析

　　(1)KMO和Bartlett(巴特利球形)檢驗

　　由上表可知，KMO度量值為0.831，大于0.8，巴特利球形檢驗近似卡方值為3806.205，值小于0.01，通過了顯著水平為1%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審計文化量表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2)主成分提取

　　由上表統計情況可知，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一共有8個，累計解釋方差變異為61.994%。

　　(3)旋轉成分矩陣

　　根據旋轉成分矩陣可以判斷其各個題目的因子歸屬。Q4、Q5、Q6、Q7、Q8等5個題目屬于因子1，其因子荷載均大于0.7，根據題目內容將其命名為“審計認知取向”;Q14、Q16、Q19、Q26、Q27、Q28、Q29等7個題目屬于因子2，其因子荷載均大于0.4，根據其題目內容將其命名為“審計情感取向”;Q9、Q10、Q15等3個題目屬于因子3，其因子荷載均大于0.7，根據其內容將其命名為“審計評價取向”。因剩余的因子Cronbach’s Alpha系數低于0.7，不予采納。

　　(4)問卷及數據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即可靠性檢測，用于檢驗問卷收集到的結果是否一致。李·克隆巴赫在上世紀中期提出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數，當0.7≤Cronbach’α系數<0.8時，可認為條目之間的一致性較好。當0.8≤Cronbach’α系數<0.9時，量表信度高。[9]本文使用軟件SPSS22.0對問卷量表數據進行可靠性檢驗。

　　2.問卷及數據描述性統計

　　被調查者中女生樣本比例遠高于男生，其中男生占比26.2%，女生占比73.8%。年級方面，以大一年級樣本居多，占比37.5%;大二、大三年級樣本量接近，分別占比24.9%和27.2%;大四年級樣本量最少，僅占比10.5%。在家庭成員及近親屬工作單位方面，僅有2.6%的學生的家庭成員或其他近親屬在國家審計部門工作，絕大多數學生的家庭成員或其他近親屬沒有在國家審計部門工作的經歷(見表6)。

　　由表7可知，首先，我國大學生對國家審計認知取向偏低。Q4中表示對國家審計情況完全不了解的占比約為17.8%，表示比較不了解的占比約為49.3%，也就是說有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不了解國家審計。Q5中表示完全不關注國家審計的占比約為18.7%，表示比較不關注的占比約為42.2%，即有六成多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關注國家審計。Q6中有約20.1%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關心國家審計公告，約41.8%的受訪者表示比較不關注，即有六成多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關心國家審計公告。Q7中有約16.4%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關注審計新聞報道，約37.5%的受訪者表示比較不關注，即有五成多的受訪者認為表示自己不關注審計新聞報道。Q8中約有15.8%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關注審計問題整改情況，約36.3%的受訪者表示比較不關注，即有五成多的受訪者認為表示自己不關注審計問題整改情況。

　　其次，我國大學生對國家審計情感取向較高。Q14中有86.6%的受訪者認為審計機關重要，僅2%的受訪者認為不重要，也就是說有超八成的受訪者感覺國家審計很有必要。Q26中有68.2%的受訪者表示贊同國家審計能夠有效預防貪污犯罪、以權謀私現象的出現，23.1%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有8.7%的受訪者表示不贊同。Q27中有約88.76%的受訪者表示贊同加大國家審計力度，約9.66%和約1.58%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不清楚和不贊同。Q28中，80.9%的受訪者表示國家審計是否是大學生應關心的話題，14%和5.1%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不清楚和不是大學生應關心的話題。Q29中有84.4%的受訪者贊同學校對大學生開展國家審計方面的宣傳教育，有12.2%和3.4%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不清楚和不贊同。Q16中有40.2%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向審計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或建議，9.3%的受訪者則表示不愿意這樣做，五成受訪者認為不清楚自己會不會這樣做。Q19中67.3%的受訪者表示愿意提升自己參與審計的能力，28%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自己會不會這樣做，4.7%的受訪者表示不愿意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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