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際經驗表明，與績效審計有關的立法是績效審計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前提。不論在哪個國家，績效審計總是依法建立和開展。而我國績效審計立法的發展，除了《審計法》中提到效果審計概念外，其他規定均未涉及績效審計;地方性法規中只有深圳市《深圳經濟特區審計監督條例》、湖南省《湖南省審計監督條例》、珠海市《珠海經濟特區審計監督條例》引入了績效審計概念。與其他國家績效審計健全的法律體制相比，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法律依據顯得相對單薄。而在實際審計過程中，法律的威懾力往往能夠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績效;政府績效審計
黨的十七大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新的概括，顯著特點就是把科學發展觀有機地嵌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使科學發展觀成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做好各項工作的思想綱領和行動指南。對于政府公務人員而言，樹立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樹立科學的政府績效觀。政府績效審計本質上是一種政府績效評估行為。因此，樹立科學的政府績效審計觀是科學的研究政府績效審計的目標、地位、模式與標準的基礎性問題。 本文由教育大論文下載中心WwW.JiaoYuDa.CoM整理
一、樹立科學的績效觀
當今世界，發展已成為各國討論的共同主題。美國管理學家Harrington Emerson指出，正是人類活動的低效率導致了貧困，多數人在完成工作任務的過程中僅達到60%的效率，人類的效率潛能僅利用了不足1%。可以說，政府績效小小的改善將會帶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為進一步的發展鋪平道路。對我國而言，由于廣泛存在政府公共物品供給能力低下的現象，因此，政府績效的改善具有更為緊迫的意義職稱論文。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體現了尊重人依靠人的社會發展規律。中國歷史上，從封建皇權統治到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當權者在認識上形成一個誤區：將政府職能的全能化等同于為人民服務，將政府壟斷資源的生產和分配視同為替人民著想。所以，政府的行為即為政績，將政府包辦視為人民社會生活的需求。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才打破了政府壟斷的局面，人民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政府不得不重新認識和定位自身的職能。“以人為”本概念的提出正是我國政府制度建設的重新定位，要求政府在制度建設時要尊重和體現人的意志，保護人的權利，牢牢樹立“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觀念。由此起點決定的政績觀，才能體現政府的核心價值。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是衡量政府績效的根本標準。
二、提高政府績效審計地位
績效審計是政府績效評估的一種重要方式，是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政府績效評估目標的一種有效方式[6]。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地位和實踐與西方績效審計發達的國家相比，差距仍然較大。美國作為世界上開展績效審計比較早的國家，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1972年，GAO公布了《政府組織、項目、活動及功能的審計準則》，指出：政府審計也要考慮政府組織是否達到了批準項目和籌集資金時所期望的目的，工作是否經濟、有效，是否遵循現行法規。在世界政府審計史上中第一次提出了“績效審計”，并對績效審計的內容、實施和報告作了具體規定。1988年，GAO將《政府組織、項目、活動及功能的審計準則》改為《政府審計準則》，開創了財務審計和績效審計兩大內容的政府審計模式，其中第六、七章分別為績效審計現場作業準則和績效審計報告準則，詳細規定了績效審計的操作步驟和要求;1994年和2007年GAO又對準則進行了修改，使其更加完善[7]。
20世紀60年代英國議會及學界要求改革審計制度以適應政府角色的改變，特別是賦予審計長超然獨立的地位。1983年，《國家審計法》提出建立國家審計署(National Audit Office，NA0)。NAO主要職責之一就是進行績效審計。1979年，澳大利亞有關績效審計的授權寫入了修訂后的《審計法》，審計法賦予了審計長對政府公共管理機構實施績效審計的權力，只是對于國有公司的績效審計必須得到澳大利亞總理的同意或請求[4]。
三、優化政府績效審計目標
績效審計目標是指希望通過績效審計而達到的境地，是一個績效審計項目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優化政府績效審計目標的理論研究方面，我國學者做出了相應的較為實際的建議。如，余玉苗、何曉東認為政府績效審計主要是針對某一項目的核心效用或者多個項目的同一核心效用開展的。社會公眾的需求決定公共物品的核心效用，也決定政府績效審計的目標[9]。吳國萍，王會金和易仁萍從發展的角度看待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目標，認為現階段的績效審計是為了評價各項投入資源的經濟和有效程度，并借以尋找進一步提高績效的途徑，實現由查處達到控制和提高的目的[10-11]。戚振東和吳清華認為我國績效審計不應過分注重“3E”的內容，應當從不同的績效維度開展多樣化的審計評價，如社會公平、資源的利用、環境的保護、可持續發展等社會熱點問題應當成為政府績效的評價內容[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