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線上線下融合教育(OMO)是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實踐中主體的行為和路徑依賴卻是制約新實踐持續推進的一大困境。該研究運用制度變遷中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的理論，系統分析融合教育變革中路徑依賴的原因，并提出推進融合教育發展路徑創造的四大舉措：發揮決策主體的主導作用，形成具有育人共識的決策共同體，完善融合教育發展的制度保障，強化評價深入落實融合教育等，進而助推線上線下融合教育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融合教育;路徑依賴;路徑創造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提出了“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戰略目標。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今天，高質量教育體系必然是線上線下有機融合的教育體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中小學線上線下教育融合較之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學者們陸續提出“要大力推進教育的線上線下融合，力爭中國的信息化教育再上一個新臺階”[1]，“構建雙線混融共生的教學新體系”[2]，“立足智能系統創建線上與線下的混合學習”[3]，“建構線上教育與線下教育融合的教育生態系統”[4]等主張。由此可見，發展線上線下融合的教育，既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更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必然選擇。所謂線上線下融合教育(Online Merge Offline Education，簡稱OMO，融合教育)是指學校傳統線下教育與線上教育有機結合，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一種教育新生態。融合教育的發展有著美好的理想，然而實踐中困難重重。這其中既有認知的因素，也有技術的因素，同時更有傳統行為慣性、舊制度不適合新措施的規約等因素。畢竟，學校的任何重要變革都涉及到制度創新與變革，線上線下融合教育的變革更是如此;誠如大數據專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等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所言：“大數據時代，對原有規范的修修補補已經滿足不了需要……我們需要全新的制度規范，而不是修改原有規范的適用范圍”。本研究基于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創造理論，旨在從制度變遷與完善的層面，為線上線下融合教育的順利推進提供路徑突破的新視角。

　　一、路徑依賴：線上線下融合教育發展的困境

　　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C. North)用路徑依賴的概念來分析改革實踐中人的行為表現，并將路徑依賴比作物理學中“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這種路徑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條路徑產生依賴性，所有的思維、行為方式都會按照路徑的規約來做，進而形成一定的范式或模式。在融合教育改革過程中，實踐主體就存在著較大的對傳統線下教育的路徑依賴，即在改革過程中，面對新的形勢或實踐要求，部分教師或者是改革積極擁護者有時也會沿用慣性思維，參照舊有的經驗，按照以往的規則做事，遵循以往的做法。顯然，這種思維和行為的慣性即路徑依賴對融合教育改革的推進是不利的。按照制度經濟學的歸類，融合教育的變革屬于制度變遷中的誘致性變遷，而非強制性變遷[5]。所謂誘致性變遷，即這種改革和變遷更多是倡導性的、提醒性的、鼓勵性的，而不是強制性變革的實踐。在這種背景下，路徑依賴就成為融合教育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障礙。具體表現在學校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行為均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性。

　　(一)學校對外部環境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理論指出作為主體的人在決策和行動時，往往強調歷史的作用、強調以往經驗的價值。“過去事件及其影響和現在密切相關，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過去事件如何對當下產生影響”[6]。我國中小學融合教育發展面臨原有政府管理體制、市場機制在歷史演化中的自我強化，具體表現為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主導，學校從屬”“企業強勢，學校弱勢”的中小學外部環境和發展邏輯。

　　一是伴隨著我國教育信息化的推進，融合教育的發展獲得政府層面越來愈多的關注，進而造成了學校對政府主導的依賴，缺乏應有的主動性。早在1978年，教育部就發布了《關于電化教育工作的初步規劃》，而后又頒布《關于學校開辦教育電視有關問題的通知》，拉開了學校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序幕。教育信息化發展之初就呈現出計劃性色彩。進入21世紀，我國教育信息化工作全面推進，政策規章涉及方方面面，為中小學融合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2012年后，國家又先后出臺了《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0—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中小學數字校園建設規范(試行)》《關于疫情防控期間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學工作的通知》《關于大力加強中小學線上教育教學資源建設與應用的意見》，以及2014—2019年連續發布“教育信息化工作要點或網絡安全工作要點”。上述系列政策和法規涵蓋了各種建設目標，主導著學校融合教育發展的方向和態勢。在制度變遷中，“強政府、弱學校”的慣性造成當下融合教育發展中的“政府主導”依賴，學校的自覺性和能動性存在一定不足，難以實現基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新型教學模式的常態化;雖然校園和教室的設備逐步實現信息化、教師常常使用多媒體課件和電子白板資源等試圖“優化”線下課堂，但融合教育的發展是低階的、些微的、緩慢的，很難涉及模式變革和流程重塑等更深層次的發展格局。然而，線上線下融合是整個學習模式的創新，要統籌全部教育教學內容，實現教學模式再造，最終要靠學校自身來落實。需要的是學校的自覺、主動和積極為之。因此，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關鍵一步就是改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治理方式，注重激發學校發展融合教育的積極性和原動力，政府最大程度地支持和保障學校融合教育的實踐展開，進而推動學校積極開展線上線下融合教育實踐。

　　二是在融合教育發展過程中，教育信息化的市場產業逐漸興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學校對互聯網企業的依賴。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政策的推動、技術的更新和大眾思想的變化，由通信網絡提供者、教育軟硬件設備、資源或內容提供商等構成的教育信息化產業鏈逐漸形成。互聯網巨頭、教育類企業、技術服務商等成為學校融合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伙伴[7]。2011年后，教育信息化全面推進，新一代的教育信息化產業隨之崛起，融合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校企合作成為常態，例如，一些公司推出云平臺以及定制的平板電腦與課堂匹配使用，為學校提供定制化服務。在“潛在利潤”驅動下，企業及其教育產品在學校圍墻之外逐漸形成了龐大的市場。網絡課程(直播課和錄播課)、網絡學習資源、網絡學習平臺、數字化教材、在線題庫與評測、各類教育APP等教育產品不斷涌入學校;由于不具備產品開發、技術應用的累積優勢，學校無法脫離“在校企合作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軌道，形成對企業的依賴。企業與其背后的資本利益聯合起來將學校引入技術產品服從的漩渦之中，始終難以有效支持學校融合式教學的開展。“公司在與學校溝通產品需求和技術難題上存在障礙”[8]“同一個學校內不同廠商設計的教育信息產品成為‘信息孤島’”[9]等現象屢見不鮮。歸根結底，校企合作中，雖然企業表現出強勁勢頭，但是學校師生的需求如減輕教學負擔、促進學生個性化學習、提供更好的體驗等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因此，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關鍵還在于打造“有效市場”，建立以學校融合教育發展需求為主導的校企合作機制，即引導企業規范化、專業化發展，能夠理解并滿足學校需求，進而形成相互信任、共謀發展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