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居住環境、公共安全和生態環境三個維度構建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基于農業農村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2018年村莊基線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并探究影響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結論表明：第一，作為鄉村振興的突出短板，農村人居環境總得分處于較低水平，存在著區域的不平衡;第二，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各維度中，居住環境和公共安全的得分較低，生態環境得分處于較高的水平;第三，村莊經濟特征、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和村莊環境治理是影響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未來提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亟需在穩步改善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提升村莊經濟發展水平，發揮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以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抓手，重點解決基礎設施和公共安全的服務“短板”問題，加強村莊用水、通訊、交通和用電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村莊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水平。

　　關鍵詞：農村人居環境;指標體系;熵值法;分位數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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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中國發展進程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的不充分。“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是城鄉發展差距最典型的表現之一，農村“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是農村發展滯后最明確的證據之一。因此，農村人居環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集中體現。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是“五句話二十個字”方針之一。提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讓城市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讓鄉村能夠“看得見青山綠水，系得住鄉愁”，是生態宜居的基本前提。提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不僅是對習近平同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論斷的現實部署，也是生態環境保護的現實需要和城鄉融合的內在要求，更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美麗和諧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場硬仗，也是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抓手。

　　有關中國農村人居環境的問題，得到了學者們廣泛探討。一部分學者對農村人居環境的現狀進行了描述。黃季焜、劉瑩(2010)基于5省101個村的數據發現，1998-2008年農村環境惡化的村占43.6%，其中空氣環境、飲用水環境、湖河水環境和土壤環境惡化比例均在20%左右。徐順青等(2018)基于全國數據研究發現，現有農村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存在較大的區域異質性，如農村人居環境治理集中于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的中心村和社區，而貧困、偏遠的村莊尚未開展人居環境治理。一些學者的研究也進一步表明農村人居環境的區域差異越來越大(朱彬等，2015;Wang et al，2016)。也有一部分學者探究了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的重難點。

　　村民居住地的集中、生活方式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農村原有的強大環境自凈能力，從而造成農村綜合環境的深度污染(黃季焜、劉瑩，2010)，尤其是在現有的農村環境治理模式下，生活垃圾或生活污水需要集中處理，與農村居民分散居住產生矛盾(王曉毅，2018)。此外，產業發展也加重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難度。例如，快遞服務業的發展使得農村出現了大量難以降解的垃圾，而以塑料為主的包裝垃圾還會繼續增加，在農村垃圾隨意丟棄的現象較為普遍(Liu andHuang，2014);農村小型垃圾填埋場塑料垃圾易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而分散焚燒則會產生大量有害氣體(王曉毅，2019);有機可回收物質的減少，化肥以及飼料的施用使得大量傳統廁所、禽畜的糞污回收處理更加困難(Liu et al，2008)。Ma et al. (2018)的研究也表明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也是農村環境治理難的一個原因。

　　為了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居環境質量“臟、亂、差”和治理難的問題，2018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明確指出當前中國農村人居環境狀況存在著不平衡，“臟、亂、差”的問題在許多地方較為突出，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滿足農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存在較大差距，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短板。

　　那么，當前中國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發展情況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影響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呢?關于中國農村人居環境的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到這一話題，但是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不足。第一，有關當前農村人居環境的基本判斷還不全面。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對農村環境衛生、道路設施從村莊層面進行了統計，數據顯示，村莊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的比例和村莊生活污水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的比例分別只有73.9%和17.4%，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廁的村莊比例僅為53.5%，當前中國農村環境衛生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農村道路設施方面，61.9%的村莊主要道路有路燈，以水泥路面為村內主要道路路面類型的村莊比例為80.9%，農村道路基礎設施也亟待進一步夯實。但是農村人居環境是一項綜合指標，既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又反映了該地區的人工環境(彭震偉、陸嘉，2009)，也有學者從地域空間環境、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環境構建了人居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李伯華，2014)。雖然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的公報提供了農村人居環境某些方面的度量，但是沒有構建一個綜合性的測度指標體系。

　　第二，有關人居環境的分析多是基于案例研究的視角，缺乏對人居環境質量形成機制機理方面的定量實證研究。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2019)以福建省龍海市東園鎮埭美村為例，研究發現發展文化旅游是傳統村落人居環境改善的重要推手，通過發展紅磚建筑，提升當地的人居環境質量與村民收入。也有學者的研究發現，通過城市與農業的聯合發展、村莊發展植入農村當地特色文化、打造農業生態社區等，優化和改善人居環境(汪瑞霞，2019)。

　　鑒于此，本文采用農業農村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鄉村振興基線調查數據，首先通過構建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對當前中國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發展情況進行判斷，進一步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究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影響因素，最終提出提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實現生態宜居的政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