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災害是指由于自然異常變化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社會失穩、資源破壞等現象或一系列事件。它的形成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人類破壞自然，導致自然異變作為誘因，二是要有受到損害的人、財產、資源作為承受災害的客體。文章發表在《山西農業大學學報》上，是自然科學論文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自然災害,游牧經濟

　　地球上的自然變異，包括人類活動誘發的自然變異，自然災害孕育于由大氣圈、巖石圈、水圈、生物圈共同組成的地球表面環境中。無時無地不在發生，當這種變異給人類社會帶來危害時，即構成自然災害。因為它給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包括以勞動為媒介的人與自然之間，以及與之相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災害都是消極的或破壞的作用。所以說，自然災害是人與自然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自然和社會兩重屬性，是人類過去、現在、將來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一、“寺院的喇嘛聽鼓聲，草原的牧人看天時”———自然災害的影響

　　游牧經濟的脆弱性和單一性是與自然環境相統一的結果。“游牧生產依靠于牧草，而牧草的生長要受到季節、氣候、載畜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種對于自然條件有極強依賴性的生產方式是很容易受環境影響而波動的。

　　一旦遭遇自然災害，損失將十分嚴重，因此當地有許多民諺都體現了游牧生產者對自然天氣的關注和敬畏。如“寺院的喇嘛聽鼓聲，草原的牧人看天時”“清明節后落透雨，夏秋草茂牛羊肥”“牛蹄窩里水汪汪，天旱日子不會長”“螞蟻搬家上高山，洪水將要到草原”“冬季飛禽忙搭窩，草原一定有厚雪”“戰士抵不過一粒槍，富人最怕一場雪”等。

　　歷史上常見于北方游牧地區的自然災害有蝗災、旱災、雪災、寒災，史料中也多有這方面的記載。《史記》中記載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天“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漢書》中記漢宣帝時，匈奴壺衍鞮單于以萬騎擊烏孫，歸來時“會天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十一”，于是丁零、烏桓、烏孫乘其弱而攻，殺其人、馬、牛羊，加上之前的惡劣天氣，使得匈奴大為虛弱“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原來依附它的周邊部落也四散而去，給匈奴以重擊。

　　到了東漢初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每一次的災難都給匈奴部落帶來了重創。到了唐初，興起于草原的突厥部落也遭遇了同樣的狀況，唐太宗貞觀元年“其國(突厥)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饑”，貞觀三年“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同年，鄭元壽入使突厥，回奏太宗“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

　　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無幾，突厥果敗”，即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由李靖率軍擒頡利，東突厥滅亡。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但是北方草原地區自然災害導致的后果仍然不可小覷。《元史》五行志中載“定宗三年戊申，野草自焚，牛羊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其他的北方民族如黨項、回鶻的衰亡也與自然災害緊密聯系，這與游牧民族自身的經濟方式有很大的關聯。游牧經濟產生于北方草原地區，自然環境相對于中原及其以南的農耕區而言，氣候條件相對惡劣，氣溫寒冷、干燥少雨、無霜期短。與之相適應的游牧經濟在此條件對環境的依賴性很強，經不起風霜雨雪等自然災害的襲擊。

　　二、“瘦馬怕泥滑，孕畜怕霜草”———畜養條件的限制

　　游牧經濟對自然條件依賴極強，它對牲畜的畜養條件也有諸多限制。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匈奴“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駃騠、騊驈、驒騱”。而后的史書記載北方草原地區也多放牧這些牲畜，不同的牲畜對牧場環境有不同的需要，因此牧民根據馬、牛、羊等不同的種類進行放牧，以達到游牧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游牧經濟的主要構成要素包括牧民、草場、牲畜。這三個構成要素中牧民依靠牲畜生存，而牲畜的存活依賴于草場。草場的選擇是游牧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一旦草場出現丁點閃失，如前文所提到的自然災害，將會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這一方面十分重視，“地豐水草，宜羊馬”“隨季節而遷徙，春季居山，冬近則歸平原”，便是順應“今日行，而明日留，便畜牧而已”的游牧生產方式，選擇適當的草場來保證游牧經濟的正常發展。《內蒙古紀要》中記述了關于草場的選擇:“春季雪融，則居低洼之鄉，以就天然水草，草盡而去，年復一年，都于一定境內，漸次轉移，其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與草。

　　至若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掩無遺，故必追居山陰，冰足以資人飲啖，草根之沒于雪者稍淺，家畜賴以掘食”。選擇好草場之后對于放牧也是有一套要求，根據不同的種類牧民采用不同的放養方法。羊的放養，需要常年跟人，夏季一般放兩次，早上起早放，中午趕回來飲水休息，下午太陽不再正當頭，再趕出去，落山前后再趕回來，冬天則因天氣寒冷，出去得晚，回來得早，且走不遠。駝不需要隨牧，可自由在草原上馳走。牛、馬為散畜，不要人放牧。馬群走得很快，牛群三三兩兩各走各的。

　　馬吃起草來不分晝夜，天熱時尋陰涼，天冷時尋暖處，都不易找到。牛冬季是白天吃草，到了夏季則白天貪睡，夜里吃草不停。牛馬都能自己回家中飲水，方便牧養。《清稗類鈔》中也有這方面的相關記載。此外，對于牲畜的孕育繁殖、患病治療也有相應發達的技術，這些使得北方游牧經濟雖遭受人為和自然的打擊仍能夠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自身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經驗。

　　三、“伏天雹打一掃光，人和牲畜都遭殃”與“麥在

　　面對自然災害，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經濟活動，都會受到影響，但仔細深究，便會尋見差異———游牧經濟在天災下，人和牲畜都遭殃，而農耕經濟則是“收到倉里才牢靠”，并未提及有多大禍患的存在，而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則是經濟生產方式和儲存對象不同造成的。游牧經濟是“以游牧的勞動方式，隨季節的變化而進行的有規律的循環往復經營畜牧業———四季輪牧為主的一切經濟活動”。

　　同時這種以活的生物作為生產、生活的依賴對象，即儲存對象，本身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草場的退化、天災的到來、牲畜的繁殖、戰爭的劫掠等一系列非常規因素的影響，都將會導致牲畜的大量死亡、失蹤。

　　相對于游牧經濟的這種不穩定和多變性，農耕區的經濟則相對穩定。首先，體現在其生產方式的穩定性。生產方式的穩定性表現在生產對象的固定性，在固定的農業耕作區內栽種適合該土地生長的植物，收獲糧食。這種生產方式同樣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但相對較小，在自然災害較淺的時候，可采用灌溉等人為手段幫助農作物生長，而災害較重的年份，可吃上年的余糧，若來得及，也可“虎口奪糧”，影響并不會很大，當然若遇上“丁戊奇荒”這樣的年份，是很可怕的，但相比牧區還是會好一些。

　　因為“自然災害對農業的危害只有在農作物生長期內才能發生，而且自然災害的打擊一般危害不到多年累積的財富，只能危害到當年的農業生產”，而游牧經濟相對農耕經濟這種時段性、季節性的生產方式，明顯地會呈現出連續性生產方式的缺陷，一經掐斷，恢復將變得困難。

　　不同的地理環境養育不同的人，并創造出各異的文化類型。司馬遷用“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一語道出游牧經濟的特點。也正是由于游牧經濟這一生產方式，使得歷史上北方草原顯得格外生機勃勃，先后興起了眾多游牧民族，呈“一個前仆后繼式的連續的過程”。

　　雖然游牧經濟的形成是對地理環境的適應，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單一的生產方式現正在加以改進，并輔以相關產業的發展，如毛紡業、皮革業等。同時加大對牧區的科技投入，提高畜養手段和防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使游牧經濟發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一定的抵御風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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