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開放與綠色發展理念下，選擇全國30個省市及自治區2008—2017年的面板數據，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度中國工業生態效率，利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檢驗環境規制組合、FDI結構和工業生態效率的關系。研究發現：我國工業生態效率呈下降趨勢且區域差距加大，東部地區下降最為明顯，空間分布呈“俱樂部”集聚特征，高效率省份多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其余省份表現為中等效率與低效率，分布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均表現為正向促進作用，且正式環境規制的促進作用較大，兩類環境規制對FDI結構優化顯著，通過提升FDI質量和倒逼創新效應提高工業生態效率;正式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直接與間接作用在各地區均成立，而非正式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直接促進與間接優化在東部與中部地區成立，而在西部地區不成立。因此，應當加強污染型工業行業環境監管力度，規避污染型FDI進入，改善外來投資環境，優化公眾參與制度，提升公眾環保意識。

　　關鍵詞：工業生態效率;環境規制組合;FDI結構

　　作者：董會忠

　　綠色發展理念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思想，綠色經濟模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生態效率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對我國經濟重心由“速度領跑”向“質效優先”轉變至關重要。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開放型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張，推動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長期對經濟發展速度的追求，導致我國外資結構以低端型引資為主[1]，使得外資帶來環境污染效應大于技術溢出效應，抑制生態效率的提升。在資源枯竭與環境污染挑戰下，環境規制成為提升生態效率的重要手段。本文就環境規制、FDI對生態效率的作用機理進行理論探討與實證分析，為我國生態效率的提升提供新視角，以期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

　　環境規制與工業生態效率的關系研究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領域。環境規制能夠影響工業企業的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進而對工業生態效率產生影響。早期研究存在兩方面觀點：一是“遵循成本”觀點，認為環境規制能夠迫使工業企業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環境效益，但短期內企業無法適應嚴格的規制強度，高額的環境治理費用會占用流動資金，阻礙企業生產績效的提升，導致企業經濟效益下降[2]。二是“創新補償”觀點，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強度會促進企業新技術和新產品研發，產生收益能夠彌補環境治理與技術創新費用，實現對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重促進[3]。而部分學者通過面板平滑模型[4]、面板門檻模型[5]等計量方法進行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生態效率存在“U”型、倒“U”型以及倒“N”型等非線性關系，以及環境規制在不同行業中存在異質性影響[6]等結論。

　　上述觀點主要圍繞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的直接作用，而環境規制還會通過中介機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產生間接作用，與其他影響因素存在交互關系。現有文獻多從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的中介作用展開研究，如申晨等基于技術效應與結構效應分析了環境規制通過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兩種渠道對區域工業環境效率的優化作用[7];孫早和屈文波發現環境規制通過倒逼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等方式提升區域能源效率。然而以上研究缺乏FDI與環境規制的交互研究，自生態文明建設被列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以來，地方政府逐漸轉變“唯GDP論”的發展理念，環境規制被地方政府作為規避低端外資、爭奪高端投資的博弈工具，導致部分低強度的環境規制地區淪為污染型行業FDI的“污染天堂”，少數文獻探討了環境規制在FDI中的中介渠道，如丁緒輝、張倩倩、鄭翔中等學者基于環境規制下分別研究了FDI與環境質量[8]、能源利用效率[9]的關系，但缺乏環境規制、FDI與工業生態效率關系的研究。

　　現有文獻對環境規制與工業生態效率的關系研究成效顯著，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已有文獻所建立的計量模型多是建立在要素物空間相關的假設上，忽略對空間溢出效應的考慮，會導致實證研究結果出現偏差;(2)環境規制存在復雜性，僅從單一規制工具分析會導致所得結果過于片面，缺乏多元化環境規制的深度剖析;(3)環境規制與工業生態效率的研究側重于二者直接聯系，缺乏中介因素等作用機制的綜合分析，尤其是在“污染天堂”與“污染光環”假說下，環境規制對外商投資調節作用機制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因此，本文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度中國30個省市及自治區2008—2017年工業生態效率，采用Kernel核密度模型與聚類分析進行工業生態效率動態演進與效率分布分析，基于經濟距離權重矩陣構建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實證檢驗多元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機理以及FDI結構的中介作用，探究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影響的大小、方向以及傳導機制，為制定有效的環境治理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二、研究假設

　　正式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合理的環境規制會為企業生產技術創新和工藝流程改進助力，實現對環境與經濟績效的雙重驅動。Maruf[10]認為環境規制能夠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鼓勵企業進行清潔生產和減排技術創新，促使經濟發展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方向發展，優化生產地生態環境，提升生態效率;另一方面，規制強度提升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生產所用資金從企業總資產中轉移，導致企業生產規模縮減，企業生產率下降，抑制經濟增長與企業效益，為生態環境的改善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

　　非正式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普通民眾作為生態環境保護中的隱形約束，對企業施加環保壓力，表現為企業污染行為曝光、媒體輿論施壓、抵制劣質產品等，迫使企業進行產品創新和設備更換，消除群眾對居住地環境問題的不滿，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公眾更傾向于選擇綠色產品進行消費，而綠色產品需求作為市場信息會反饋到上游企業，促進綠色生產的推廣，解決低端產品帶來的污染物排放、資源過度消耗問題，提升當地生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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