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以適應計劃經濟為要求，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全能的、管制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管理論文：探究公共管理演變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 要：針對傳統理性決策理論的操作性瓶頸，林德布洛姆適時提出漸進決策模式，以跨越理想決策模式與現實之間的鴻溝。漸進決策模式對我國的公共管理影響至深，貫穿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各階段政策遞進轉變的始終。本文通過梳理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模式要旨，并試以我國公共管理方式的漸進演變為分析視角，從而厘清其對我國公共管理的理論指導意義，以點帶面具體剖析該決策模式對促進全面改革的功效，以期尋求深化改革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漸進決策模式;公共管理方式;治理;善治

　　一、漸進決策模式的理論概述

　　(一)漸進決策模式的產生背景和形成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決策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行為受到了研究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林德布洛姆的決策模式尚未出現之前，其最具影響力的則是理想決策模式。理性決策模式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決策者所面臨的問題是既定的，其目標和價值也是明確的，并且通常有兩種以上的備選方案，經過逐一選擇和比較之后，按照決策者的價值偏好，選擇最優決策。

　　從理論看，最優決策并不是不可行的，但是受到社會環境以及時間和費用的限制，加之問題的不確定性，使得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偏差，在理性決策模式下的問題遭遇障礙而得不到解決。因此該理論模式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強烈批評。其中最突出的是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與赫伯特?西蒙。林德布洛姆指出：(1)決策者并不是面對一個既定問題，問題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必須要決策者能夠明確問題進而上升到政策議程。(2)由于決策者受價值觀不同的影響，不同的人對于該決策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比如在通貨膨脹與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具體問題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3)政策在分析與制定的過程中會出現若干個變量，而決策者的考慮卻只有幾個，不具有廣泛性。為了跳出理性決策模式的框架，彌補傳統理性決策的不足，1953年，他在《政府、經濟和福利》一書中提到要用“漸進主義”，并且意識到政策的制定需要從知識的能力和社會的狀況這兩個層面來考慮。1959年，林德布洛姆在《“漸進調適”的科學》一文中，進一步的批評了全面理性模式，并且將他闡述的“漸進調適”模式與之加以比較，更直觀的表達了其漸進調適模式較實際、較科學、較妥當。1963年，在《決策的策略》一書中對他的漸進決策模式有了更為系統的表述，并將其政策分析模型稱為“斷續的漸進主義”，至此漸進決策模式基本形成[1]。

　　(二)漸進決策模式的基本內容

　　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模式是針對傳統理性決策的這些弊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認為決策者應遵循三個基本原則：第一，按部就班原則，漸進決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決策過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第二，從量變到質變的原則，從微觀到宏觀，通過走一步看一步，逐步實現達成目標的過程。第三，穩中求變原則，即在保證穩定的前提下，逐漸積累，實現小變化到大的質變。他認為，政策的制定既是科學的過程，也是社會互動的過程，由于多重主體的參與和制衡，政府的公共政策實際上只是過去政府活動的持續，只是根據過去的經驗，從而對現行的政策做出的局部的、邊際性的調適[2]。漸進決策模式的核心內容以及優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漸進決策不依賴于理論所遵循的原則，而是根據現實情況的需要;其次，漸進決策理論考慮到了決策者將會受到社會環境、時間以及信息資源的限制;最后，漸進決策模式是可以被預測和控制的，在對問題認識模糊，且無法清晰界定時，可以通過“漸進式”，尋求“最滿意”的決策。

　　二、我國公共管理方式的演變歷程

　　隨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進程加快，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公民社會的發展，當前我國社會將面臨著深刻的轉型，總的趨勢是：管理方式由單純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為政府自上而下與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

　　(一)傳統的政府單邊行政管理方式

　　我國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以適應計劃經濟為要求，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全能的、管制型的行政管理模式。長期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在社會任何公共事務領域以及企業經營活動中均扮演著組織者、管理者和決策者的身份，統治的權力運行是單一向度的，其典型特點是通過發號施令來完成目標。實踐證明，這種傳統的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弊病很大。人員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行政機構大量膨脹，職能重疊，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起，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公共管理領域中各種與改革不相適應的矛盾與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隨后我國進行了大體三個階段的改革[3]：

　　1.計劃經濟框架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1982年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在于精簡經濟管理部門的和編制、擴大地方政府的管理權限、打破城市條塊分割等一系列漸進性探索，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但此次改革為經濟的轉軌做了良好的鋪墊。1988年公共管理領域的改革進一步深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目標體系，其最大的特點在于明確要轉變政府職能并合理配置機構，在當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段時期的改革并未能消除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行政管理體制中的積弊。

　　2.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1992年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并開始將政府機構的改革作為適應其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重點，主要表現在：明確提出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概念，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的管理開始從微觀走向宏觀，具體途徑是將政企分開，同時在機構和人員編制以及分類上進一步科學化。直到2000年，我國開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行政體制與政府機構的改革，通過建立辦事高效、協調運轉、行為規范的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系，來逐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段時期，政府明確將政府職能定義為：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其政府職能的科學定位，是對傳統行政思維的重大突破。 　　3.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2002年十六大以來，我國社會發展進入了全面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政府行政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4]。2008年我國社會經濟步入全面轉型期，公共管理中對于公共事務管理的“公共性”也日益顯露出來。如：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公共設施的建設，大力推進住房建設，理順食品藥品的監管機制，政務公開，構建服務型政府、責任性政府等各項工作得到全面展開。就此來看，我國正逐步并積極地推進從單一向度的行政管理體制向上下疏通的公共管理體制的范式轉換。

　　(二)上下疏通的治理理念被確立為治國新理念

　　2013年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府的視角開始轉向上下通達的“治理”模式，而不再是單一向度的“管理”模式，非政府部門則出現了從被動排斥到主動參與的變化，多個公共管理的主體通過相互調適，共同達到彼此的目標。這又是一次以公共管理方式為視角的漸進式改革的新跨越。就目前而言，治理需要完成從善政到善治的轉變。

　　1.“善政”――良好的政府與管理

　　盡管治理與統治都具有目的性行為，但治理的主體并不一定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社會公共事務開始向多元化的轉變。公民為了得到更好的社會服務，于是便有了“善政”。它不僅要求執政人以及領導干部具有科學的執政理念，良好的執政道德操守和優良的執政作風，[5]還需要政府提供更加完備的服務體系，但政府是有限的，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存在著諸多限制。21世紀以來，“善政”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善治”的理念也逐步受到了各個國家和研究者們的關注。

　　2.“善治”――政府權力向社會回歸

　　各國政府都在追求更好的治理，實現最大程度的“善治”，我國也不例外。但是，實現善治，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它需要經過善政這條主線，才能實現公共治理的目標。善治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它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強調著管理對象的參與，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相互的。同時善治還意味著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多樣化，它尋求的是公共治理的最佳狀態。將治理確立為治國新理念這一公共管理方式的轉變，能夠更好地彌補政府缺陷、糾正市場失靈。政府和市場這兩個因素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兩者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市場在限制壟斷、提供公共品、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等方面存在著內在的局限，即市場失靈。另一方面，政府也無法避免“尋租”行為、經濟問題政治化、決策失誤、自身擴展導致資源浪費等現象。俞可平教授認為中國治理變革的主要路線：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從集權到分權[6]。在中國要想實現善治的目標，必須實現公共權力向社會的回歸，這也與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實現政府轉型所要達到的要求相契合。

　　三、漸進決策模式對我國公共管理的指導意義

　　以公共管理方式的演變貫穿于中國社會演化變革和決策進程的始終，并延續到今天。通過對公共管理方式轉變歷程的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公共政策決策與林德布羅姆的漸進決策模式相契合。運用漸進決策模式思考和指導我國公共管理的變革，筆者認為對于開拓和發展政府公共管理理論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在：

　　(一)按部就班，轉變管理方式，逐步修正改革的目標

　　由于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市場，政府面臨著全方位、深層次、體制性挑戰。首先，政府必須持續推進轉變職能，改變政府的管理權限，將“全能政府”變為“有限政府”，簡政放權，改變高度集權的弊端，將權利回歸地方和企業。同時，要求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穩步轉換管理方式，將原來的單一決策管理，轉變為社會的共同參與管理;由原來政府的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真正實現公共性的管理機制。

　　(二)從微觀到宏觀，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主體模式

　　筆者認為，從微觀到宏觀，并不是弱化政府的微觀管理，而是以微觀管理為基礎和依托。在國家經濟和稅收杠桿方面利用國家實現宏觀調控，在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則需要依靠政府的微觀管理，這就要求政府為民間非營利組織(NGO)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讓政府與NGO共同參與決策和管理。[7]其次，政府不應該將市民只看成服務對象，而應該把市民培養成“社會人”，積極參政議政，自覺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其次，政府還需要拓寬信息溝通的渠道，推進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如實行政務公開，開展電子政務，通過網絡平臺等方式，強化社會民主監督，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讓政府、社會、公民共同參與社會治理是比較理想的公共管理模式，只有明確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主體模式，才能實現質的飛躍，實現還政于民的理想追求。

　　(三)穩中推進，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重塑政府

　　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目前正處在關鍵時期，筆者認為，運用漸進模式思考公共管理的改革，首先必須要加強制度建設，完善行政法律法規體系，使公共管理組織及其職能法定化，使各項管理活動和程序有法可依，杜絕規定過于籠統，法律與地方法規相互矛盾等現象的發生[8];其次要建立公共管理執法和監督機制，提高公共管理體制的透明度，改變“人治”“以權代法”等流弊，建立健全的制度環境，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才是贏得民心的關鍵。基于林德布羅姆的漸進決策模式，筆者試以尋求公共管理改革的路徑選擇，并借以思考和完成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參考文獻：

　　〔1〕丁煌.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J].國際技術經濟研究，

　　〔2〕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

　　〔3〕陳樹文，郭文臣，喻劍利.公共管理學[M].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4〕魏紅征.從行政管理邁向公共管理――我國公共事務管理范式改變[J].東莞理工學院學報，

　　〔5〕楊宇.21世紀的公共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J].改革與開放，

　　〔6〕俞可平.中國治理變遷30年[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7〕公共管理的未來十年[C].《復旦公共行政評論》第九輯

　　〔8〕胡象明.行政管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