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論文范文參考一：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需要用于國民工業生產和生活消費的能源總量不斷增加，由此帶來的霧霾、全球氣候異常等大氣環境問題涌現，國際社會予以高度重視并提出“綠色低碳”的全球共識。2021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并提出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生產體系，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并于7月提出《“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以“雙碳政策”發展循環經濟這一重大戰略。在生產運營階段，構建綠色供應鏈，是踐行和實現“綠色低碳”全球共識和實現循環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例如，華為在綠色供應鏈構建過程中，以供應商碳減排為試點，將碳減排要求納入供應商管理全流程，以實現整個供應鏈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但是，構建綠色供應鏈仍然面臨著不少問題，如綠色投資成本過大、產品綠色信息夸大或造假、信息不對稱問題等，導致消費者對綠色產品信任不足和供應鏈成員難以進行綠色合作等難題。現有綠色產品信息溯源系統可能無法向消費者保證所公開的綠色產品信息的真實可靠性[1]，亟需可靠的、顛覆性的新技術——區塊鏈溯源技術——來解決這個關鍵問題。

　　區塊鏈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實現了信息的分布式交互，具有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等特點，可以有效地解決綠色供應鏈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并受到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2021年3月，兩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重點發展區塊鏈服務平臺和供應鏈管理等領域應用方案。6月，工信部發布《關于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和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并指出要推動企業建設基于區塊鏈的供應鏈管理平臺。除政策支持外，區塊鏈在供應鏈領域的應用也已得到企業的實踐。比如，沃爾瑪、聯合利華等公司聯合打造了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食品供應鏈溯源平臺，可實現食品在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信息的高效追蹤，完善了食品監管機制，提高了食品安全的可靠性，進而提高了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

　　基于此，文章以綠色供應鏈為研究對象，以發展循環經濟的“雙碳政策”為切入點，考慮制造商引入區塊鏈技術和零售商引入區塊鏈技術兩種情形，研究綠色供應鏈的定價、碳減排決策和區塊鏈溯源技術引入策略，最終為企業決策提供管理啟示和政府的碳減排政策制定提供建議。

　　二、文獻綜述

　　本研究主要關注綠色供應鏈管理、基于區塊鏈溯源技術的供應鏈管理以及碳減排決策研究三個層面的文獻綜述，具體地文獻回顧如下。

　　(一)綠色供應鏈管理

　　1996年，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環境責任制造”研究組提出了綠色供應鏈的概念[2]。綠色供應鏈管理將環境問題納入到供應鏈管理中，包含了一個企業從產品設計、原材料采購、產品制造、銷售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中考慮環境整體效益最優化[3]。此后，很多國內外學者對綠色供應鏈決策的影響機理進行了研究。比如，朱慶華和竇一杰[4]構建了政府與兩個競爭制造商之間的三階段博弈模型，探討政府補貼、消費者環境偏好和市場競爭程度對綠色供應鏈決策的影響。Baoetal.[5]在消費者的低碳偏好和政府補貼計劃情景下，研究了兩條垂直供應鏈的短期/長期重復博弈行為，分析了政府補貼對成員決策和利潤的影響。此外，劉麗和韓同銀[6]和Yangetal.[7]均將雙渠道綠色供應鏈作為研究對象，而針對供應鏈成員的信息獲取對綠色供應鏈決策的影響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例如，士明軍等[8]考慮訂貨型和庫存型兩種生產方案，并分別分析兩種方案下信息共享/不共享對供應鏈成員利潤的影響。

　　(二)基于區塊鏈溯源技術的供應鏈管理

　　區塊鏈作為一種去中心化、可追溯的分布式數據庫，在有機食品溯源體系構建[9]、資源回收和節約方面[10]等得以建立可靠的應用。在供應鏈管理領域，已有研究表明，區塊鏈賦能(信息共享、信息追溯和信任建立等途徑實現)下的供應鏈的運營更加高效與安全[11]。例如，李劍等[12]針對供應鏈協同減排效率損失問題，設計了基于區塊鏈驅動的供應鏈協同減排信息共享機制。研究發現，“區塊鏈+協同減排”信息共享機制在消除信息租金的同時可以有效提高供應鏈收益。Centobellietal.[13]為了將循環供應鏈的三個逆向物流過程——回收、再分配、再制造——與影響區塊鏈技術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信任、可追溯性、透明性)連接起來，設計了一個由制造商、逆向物流服務提供商和回收中心等多方組成的循環物流平臺，研究區塊鏈技術對循環物流平臺的影響。趙慧達等[14]將港口主導、承運人跟隨的二級航運供應鏈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是否去中心化和區塊鏈技術投資策略對航運市場價格、數量以及航運市場經濟效益的影響。

　　(三)碳減排政策和決策研究

　　以往的供應鏈管理中關于循環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產責任延伸制和企業社會責任等[15]。目前，更多的研究以碳稅政策和碳配額交易政策為主要研究情景[16-17]，亦有結合企業社會責任和碳減排政策[18]，以期實現碳減排。在供應鏈管理關于碳減排的研究中，劉碧玉等[19]在無碳排放約束、實施碳稅以及碳配額交易政策三種情景下，研究碳排放政策對制造商和再制造商運營決策及其利潤的影響。研究顯示，碳配額交易政策下兩個企業的利潤最大，政府可優先考慮實施該政策;碳配額、碳權交易價格、單位新品/再制品碳排放量、碳稅稅率等因素對雙方決策和利潤影響較大，合理分配碳配額，維持碳權交易市場秩序，設定稅率是關鍵。SunandYang[20]研究了碳稅和碳配額交易政策對兩家有競爭力的制造商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制造商提高碳減排的效率時，碳配額交易政策比碳稅政策更有效地遏制碳排放，改善社會福利，并增強制造商的競爭力。

　　(四)文獻對比與總結

　　在文獻研究方面，對于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綠色度和信息等[4-8]，不少文章對供應鏈的碳減排決策進行研究[17-19]，但是運用區塊鏈溯源技術對于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研究卻很少[21]。與以往相關文獻的對比如表1所示。 表1 與以往相關文獻的對比

　　特別地，在文獻研究方面，需要分清“區塊鏈溯源技術投資”與現有的“綠色技術投資”以及“碳減排技術投資”之間的差異。首先，承擔這些投資的主體是不同的。“區塊鏈溯源技術投資”既可以由制造商也可以是零售商承擔[12][21]，而“綠色技術投資”以及“碳減排技術投資”主要由產品生產過程即生產端(制造商或供應商)承擔[7][18][22]。其次，這些投資所涉及的目的是不同的。區塊鏈溯源技術投資更側重于在能夠有助于回收或碳減排等非常明確的目的，而“綠色技術投資”與更廣泛的可持續供應鏈或系統對接，旨在加強綠色產品的生產與綠色程度的提高。

　　文章創新點體現在研究視角和建模方法上：第一，從有無以及誰主導區塊鏈溯源技術投入的視角，深入研究區塊鏈溯源技術投入過程中斯坦伯格博弈的內在機理，以及關鍵因素的影響機制。第二，在建模上對于以往研究有所優化，著重刻畫出區塊鏈技術如何提高綠色度或降低碳減排，進而幫助消費者建立對綠色產品的信心，提高產品需求，挖掘出區塊鏈技術對綠色供應鏈所產生的本質影響。在此基礎上，得到了一些關鍵結論：①無論碳配額交易政策還是碳稅政策下，在制造商保證一定的碳減排技術投資成本的前提下，區塊鏈溯源技術投入更有價值。只有當區塊鏈投資成本較大且帶來的正向效果顯著時，零售商才有動力進行區塊鏈溯源技術投資;②當兩種碳減排政策同時考慮時，零售商偏好于碳稅政策而制造商更偏好碳配額交易政策。

　　三、基本模型(碳配額交易政策)

　　(一)模型描述與參數

　　構建一個由單個制造商和零售商組成的綠色供應鏈中，制造商是領導者，生產綠色產品和投碳減排成本，然后將產品批發給零售商進行綠色產品的銷售。特別地，制造商在生產過程中需要考慮碳減排政策：第一，投入碳減排成本以降低碳排放;第二，考慮碳限額交易和碳稅政策以實現雙碳目標。在付出碳減排成本和考慮碳限額的約束下，權衡與之帶來的促進消費者需求和潛在收益。進一步地，為了更好的宣傳制造商的對于綠色產品的碳減排投入，考慮投入區塊鏈溯源技術使得消費者對于產品的綠色屬性的偏好進一步增加，但不同于碳減排技術只能在生產階段實施，區塊鏈技術可以在生產階段也可以在銷售階段引入，從而使得需求進一步增加，此時，就有兩種情形可以討論，是制造商(M)還是零售商(R)引入區塊鏈溯源技術情形。經濟結構如圖1所示。 圖1 經濟結構

　　相關符號與說明如表2所示。 表2 相關符號與說明

　　(二)基本假設

　　基于模型描述與參數，需要以下三個關鍵假設。

　　假設1：參考楊德艷等[23]和NadarandErturk[24]的相關研究，將綠色產品生產成本刻畫為產品綠色度g(外生參數)的凸函數，即cg=g2/2，一方面表示設計成本隨綠色度增加;另一方面，當綠色度較大時，綠色設計將變的相對困難。

　　假設2：不投入區塊鏈溯源技術下的需求函數為DN=α-β(1-g)p+γe，投入區塊鏈溯源技術下的需求函數為Di=α-β(1-g)p+γe+λb，i=R，M，其中，λ刻畫的是溯源誘發消費者對于品質的信任意識，即區塊鏈溯源技術對消費需求的正向促進作用[12][21]，且將區塊鏈投資成本為kb2/2。

　　假設3：參考唐書傳等[18]和SunandYang[20]的相關研究，碳減排投資成本為ηe2/2，如果在碳稅政策下，制造商需繳稅t·(e0-e)·DN;如果在碳限額政策下，制造商需要購買一定的碳配額，成本為[(e0-e)·DN-E]+·Pe。

　　供應鏈論文范文參考二：

　　過度使用化石燃料導致氣候與環境問題加劇，2009年年末“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學者們開始關注碳排放研究，全球低碳經濟發展加速度，我國也于2020年提出了“雙碳”目標。供應鏈是企業參與產業運作的重要經濟形態，貫穿產品生產到銷售全過程，直接影響產業內各企業的運營效率和競爭力。歐盟宣布從2023年10月1日起實施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即全球首個“碳關稅”，CBAM不僅對全球低碳供應鏈結構產生影響，而且對我國生產高碳產品的企業乃至國家“雙碳”目標的實現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21世紀初，學者們意識到供應鏈的運作要考慮對環境的影響，綠色供應鏈是這個時期的研究主題。隨著全球對碳排放關注度的增加，供應鏈在考慮環境相容度的同時，還要實施碳排放減量、合理優化配置資源，以達到環境、經濟和社會可持續“三贏”穩態。相比于傳統供應鏈和綠色供應鏈，低碳供應鏈強調整個鏈條的各個環節都納入碳排放指標，這對于供應鏈的研究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學術課題[1]。相關綜述研究比較少，唐金環等運用定量模型對低碳供應鏈運營管理進行綜合研究[2]，總結了低碳供應鏈各子領域的研究熱點及前沿方向等;吳雋等從低碳供應鏈管理的角度出發，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進行研究評述[3]。其他研究是針對子領域的某一類問題展開的非綜述性研究，包括供應鏈網絡的低碳化設計、低碳供應鏈管理、供應鏈成員最優決策博弈、低碳供應鏈績效評價等。因此，本文擬先通過計量學方法對低碳供應鏈文獻進行梳理和分析，形成文獻研究所需的知識圖譜的要素抽取和關系識別的基礎，包括學者、機構、關鍵熱詞、突現詞和趨勢等，然后構建基于圖數據庫的知識圖譜，以更方便地應用于學術研究中的知識查找、作者合作推薦等，提升知識共享效率，為后續研究提供更便捷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平臺，為保證研究數據的權威性，選擇CSSCI數據庫進行數據檢索[4]。2020年我國提出“雙碳”目標后，“雙碳”背景下的部分供應鏈研究與低碳相關，因此將檢索詞設置為“低碳供應鏈”“雙碳供應鏈”“碳中和供應鏈”“碳達峰供應鏈”，檢索類型為“學術期刊”;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不設置具體的檢索范圍[5]，檢索截止時間為2023年9月1日，共計得到302篇文獻。對302篇文獻的題目、摘要、關鍵詞等信息進行研讀，剔除與低碳供應鏈完全無關的文獻后得到206篇低碳供應鏈相關文獻，以此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數據。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知識圖譜法，利用Citespace和Neo4j軟件進行低碳供應鏈領域知識圖譜的構建、分析和應用。知識圖譜綜合運用數學、計量學、圖形學和可視化等多個學科領域方法，將數據轉化成可視化圖譜，從不同角度綜合分析展示領域內的研究進展、主題結構與發展方向。Citespace軟件是一款專門用于學術文獻分析的信息可視化工具，可以對某一領域的文獻進行計量，構建靜態知識網絡，從而探究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和變化趨勢[6]。Neo4j則是一種通過圖數據庫構建動態知識網絡的工具，可以通過節點和關系展現知識之間的聯系，從而進行知識深度查找、知識推理和智能化問答[7]。具體過程為：首先，通過基本的計量方法統計文獻的年度發文量、作者/機構、文獻分布等;其次，將文獻數據導入Citespace中，通過對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時區圖分析、突現分析等研究低碳供應鏈領域研究熱點、演進趨勢及前沿，預測研究領域未來方向;再次，通過對文獻數據的整理，得到作者、期刊、文獻、機構、主題和領域方向六大實體文件及相關屬性文件，還能得到作者與作者的“合作”關系、作者與領域方向的“關注”關系、作者與文獻的“發表”關系、作者與機構的“隸屬”關系、文獻與期刊的“收錄”關系以及文獻與主題的“標引”關系等六大關系文件，將以上提及的文件導入Neo4j圖數據庫中，進行知識存儲與可視化實現，得到動態的知識圖譜網絡，進而可進行知識深度查找、知識問答等[8];最后，根據上述知識圖譜的構建、分析與應用得出本文的研究結論。具體技術路線如圖1所示。 圖1 國內低碳供應鏈文獻知識圖譜構建技術路線

　　三、基于Citespace的低碳供應鏈靜態知識網絡的計量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分析

　　文獻發布量可以衡量一個領域的研究發展情況，反映學者們對該領域的關注度及該領域發展速度變化情況。圖2是低碳供應鏈領域文獻年度發文量趨勢。由圖2可知，2010年國內開始對低碳供應鏈進行研究，這與“哥本哈根會議”后全球開始興起研究碳排放的趨勢是一致的。國內低碳供應鏈領域整體發文趨勢是波動增長的，2020年發文量最高(如圖2所示)。自2020年我國提出“雙碳”目標后，學者們需要對低碳供應鏈領域研究方向進行新的學術探索，因此近兩年發文量有所下降。從數量上看，整體呈上升趨勢但波動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低碳供應鏈研究與實踐還不夠充分，需要學者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深入或創新研究。 圖2 低碳供應鏈領域文獻年度發文量趨勢

　　(二)作者分布分析

　　作者是學術研究的主體，對發文作者的分析可以反映領域內核心研究團體的合作強度[9]。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低碳供應鏈發文作者合作網絡圖[10]，對發文量前20名的學者進行統計得到表1。根據合作網絡圖可知趙道致學者與夏良杰學者之間較早開始建立合作關系。而且可以發現低碳供應鏈領域學者之間的合作關系不強，主要研究團隊是趙道致團隊，其他學者則多是2～3人共同發表同一篇文章而形成的合作團體。表1顯示在國內低碳供應鏈領域，天津大學的趙道致的發文量最高，為16篇，李友東和夏良杰則以9篇的發文量居第二位，徐春秋以8篇發文量位居第三。根據普賴斯定律可知，發文量達到3篇以上的為核心作者[5]。在低碳供應鏈領域共有30位核心作者，僅占全部作者的7.58%，說明低碳供應鏈領域的核心作者不多。

　　表1 低碳供應鏈領域前20名高產學者及隸屬機構一覽 單位：篇

　　(三)機構分布分析

　　通過對發文機構的分析，可以了解當前領域主要的研究力量、核心研究團隊及對應研究方向。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機構合作圖，低碳供應鏈發文機構情況如表2所示。根據機構合作圖可知低碳供應鏈領域主要的研究團體是天津大學團隊，除此之外多為2～4人的研究團體，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關系較弱，尚未形成穩固的科研合作網絡[11]。如表2所示，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以21篇的發文量居首位，第二位的發文量為8篇，差距明顯，高產的發文機構較少，主要研究力量是高校的經濟管理學院，跨學院研究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低碳供應鏈領域的綜合研究發展。

　　(四)高被引文獻分析

　　高被引文獻的研究對于把握研究領域的發展規律很重要[12]。根據被引量對文獻樣本數據進行統計，將被引量從高到低排序，其中表3展示被引量前10名的文獻。被引量最高的是陳劍學者于2012年在《系統管理學報》上發表的《低碳供應鏈管理研究》，下載量高達8000余次。其次是謝鑫鵬和趙道致2013年在《管理科學》上發表的《低碳供應鏈企業減排合作策略研究》以及王芹鵬與趙道致2014年在《中國管理科學》上發表的《消費者低碳偏好下的供應鏈收益共享契約研究》。如表3所示，被引次數比較高的文章發表時間大多在低碳供應鏈探索發展期，研究重點集中在低碳供應鏈管理、合作減排、各方主體博弈和績效評價等。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的研究重點結合低碳供應鏈領域實際場景逐步細化和深入。趙道致既是發文量最多的學者，也是高被引前10篇文獻中成果最多的學者，其研究成果對低碳供應鏈的貢獻最為突出。

　　表3 高被引文獻前10篇統計

　　(五)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能夠概括文獻的核心，通過對關鍵詞的分析可以初步探索文獻的主題。多篇文獻中關鍵詞之間的關聯可以通過共現分析來進行探索[13]。低碳供應鏈領域的關鍵詞共現圖譜信息轉化成高頻關鍵詞統計，如表4所示。關鍵詞對應的中介中心性越強則表示在共現網絡中的作用越顯著。結合關鍵詞共現圖譜和表4可以看出低碳供應鏈、供應鏈、微分博弈、碳減排、供應鏈協調、低碳經濟是領域內詞頻較高的關鍵詞，同時供應鏈管理、碳稅、低碳偏好、低碳和碳交易等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也相對較高，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根據關鍵詞共現圖譜可以發現，近幾年低碳偏好、碳稅、碳交易和低碳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與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啟動、碳稅標準政策和政府補貼力度等要素的完善息息相關。碳減排作為各行各業供應鏈運營管理的關鍵目標之一，學者對其的研究從未中斷。最早的有趙道致等分析了供應鏈成員企業間的價值和碳排放機制，構建了描述供應鏈價值和碳排放流動的投入產出模型，最終確定了供應鏈碳減排的焦點企業[14];王芹鵬等研究了在具有低碳產品偏好的消費者市場中，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碳減排投資行為與策略選擇，得到最佳的維持博弈均衡的各方投資比例[15];程永偉等在碳交易與碳稅并行的政策下，分析混合碳政策對供應鏈定價、產能、利潤及減排率等的影響，通過引入“優先采購協議”和“碳排放約束-收益共享契約”對供應鏈決策進行優化協調，得到了最優碳減排率，同時又增加了供應鏈社會福利[16]。隨著政府行為、消費者行為、供應鏈成員行為復雜性的增加，學者對復雜情境下碳減排的研究增多，曹細玉等研究了碳限額及交易下低碳補貼和低碳宣傳成本分攤的雙渠道供應鏈聯合減排策略[17];張川等研究了碳限額與交易機制和消費者低碳偏好下的供應鏈減排及融資策略[18]。而消費者作為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其愿意支付一定的溢價購買低碳產品，低碳理念和消費偏好能夠影響其購買決策行為，進而間接影響供應鏈的運營管理[19]，因此，最近兩年對消費者低碳偏好的研究得到顯著關注。可見，學術研究關注重點變化和新課題的衍生與現實場景復雜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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