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一：

　　數據模型構建的目的是使工業軟件對特定范圍的業務數據具備承載力。在核電廠設計協同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業務數據，為了實現對這些多源異構數據的集中管理，需要對業務數據進行分析、歸納、抽象與定義，形成若干維度分類分解結構模型，既包含物項本體模型1、單一維度的關系模型2，也包含跨維度的關系模型3。核電廠數據模型需在業務多維分解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模型跨維度關聯融合的方式，從而構建統一的關聯融合模型。

　　本文選取電廠分解結構(PBS)、工作分解結構(WBS)以及組織結構和人員分解結構(OBS)作為典型場景進行研究，研究的結論能夠為其他維度數據的關聯融合提供思想指導與理論支撐。

　　一、分類分解結構綜述

　　“分類結構”是指在系統論的視角下，基于維度立場實現對物理世界分類的過程。每一種分類都代表了對物理世界某一類事物的歸納抽象表達。例如，從維度劃分的角度來分析，我們要完整表達一個物理核電廠的分解結構，首先需要按維度進行歸納、分類與抽象。經抽象后的“系統維度”可以用以表達系統、子系統、設備、部件、零件以及物項間的關系。

　　“分解結構”是指針對單一特定維度類型數據分解的過程，其典型特征是父項由一個或多個子項組成。由于每個維度的數據類型均是經高度抽象后的范疇表達，因此，在不同維度上，均應有其對應的分解結構。例如，一個“系統”可被分解為多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可被分解為多個“設備”、每個“設備”又可被分解為多個“部件”或“零件”，依此類推。

　　(一)電廠分類分解結構

　　電廠分解結構Plant Breakdown Structure(以下簡稱“PBS”)，描述了組成物理核電廠的所有物項以及各物項間的組成關系。PBS以樹形結構將各類物項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從本體論出發，基于對物理核電廠的認識，PBS首先對組成物理核電廠的數據進行維度上的分類，可將電廠結構劃分為系統維度、建筑結構維度和空間維度。在各自的維度上，再對組成這個維度的數據進行分解，并通過“組成關系”進行連接。其中，系統維度可以按子系統、設備、部件、零件的層級來逐級分解;建筑結構維度可以按建筑結構層、建筑結構構件、建筑結構部件、建筑結構零件的層級來逐級分解;空間維度可按室外空間和室內空間進行分類，再通過對兩個維度的分解來實現空間維度的數據組織，室外空間通過軸網坐標進行定位，室內空間分解為層、房間(詳見圖1)。

　　(二)工作分類分解結構

　　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以下簡稱“WBS”)是核電廠設計業務“任務驅動”的典型模式，WBS在任務維度描述了核電廠各設計任務間的組成關系。在核電廠設計業務中，通常會包含兩種不同類型的“任務”：一類任務是多專業提資任務(通常以接口控制手冊(ICM)任務的形式表達);另一類任務是設計成果發布任務(通常以工程文件索引(IED)的形式表達)(詳見圖2)。

　　(三)組織及人員分解結構

　　組織分解結構Organization Breakdown Structure(以下簡稱“OBS”)是指按照公司組織機構層級的方式，實現對組織結構的分解。OBS從職能和項目維度進行分類，包括實體組織、虛擬組織、項目組織和人。人由不同類型的屬性來共同說明，“人”從屬于1至N個“組織”。通過樹狀結構組織OBS數據，實現組織及人員的分解(詳見圖3)。

　　二、多維數據關聯融合思想研究

　　(一)研究方法

　　每一類分解結構都清晰表達了該維度數據的組成關系，但是各維度分解結構之間的數據是相互獨立的。核電廠多維數據關聯融合的基本思想是構建統一的數據模型，以確保不同維度數據間的關聯融合。要實現多維度數據的關聯融合，我們首先要對多維數據間的業務關系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將其抽象成不同類型的“關系模型”，當業務數據進入系統時，應使用對應的關系模型來承載實際的業務。

　　本文在基于“業務驅動”的模式下進行分析研究，即基于設計提資交換的數據進行分析，進而得出提資所包含的數據信息，再將這些數據信息映射至不同的數據模型(包括關系模型)，最終實現關聯融合的數據結構表達。

　　(二)分類分解結構關聯融合說明

　　核電廠分解結構是構建“數字化核虛擬電廠”的基礎，它以PBS的形式進行呈現，在數據管理系統建設過程中，應建立以PBS為核心的數據集中管理與統一組織機制，其他維度的分解數據通過關聯關系與PBS上的節點進行關聯。

　　以一次設計活動為例，WBS結構樹中的某一任務節點應與具體的設計數據進行關聯。同時，由于設計活動由人參與完成，因此，組織及人員分解結構中的人也應與PBS建立關聯。

　　(三)多維設計數據關聯融合方式

　　以工藝專業設計為例，分析數據關聯關系的建立，并描述多維設計數據的關聯融合方式。

　　1. 設計人員在完成工藝系統設計后，將工藝系統設計成果提交至數據管理系統，包括流程圖文件及結構化數據;

　　2. 工藝系統流程圖文件會以“文檔對象”的形式進行存儲，文檔對象創建成功后，將建立“文檔關聯關系”與PBS結構下相應節點進行關聯;

　　3. 由于工藝設計是任務驅動創建的，因此，還應建立“文檔對象”與“任務對象”之間的“任務關聯關系”，以表達設計成果是在任務驅動下進行的;

　　4. 描述工藝系統的結構化數據則以“業務對象”的形式進行創建，并通過“組成關系”與PBS節點進行關聯;

　　5. 進一步創建“業務對象”之間的關聯關系，例如，管道與離心泵直接相連，因此，應建立管道與離心泵間的“連接關系”，以表達管道與離心泵直接相連;

　　6. 設計任務是由設計人員完成的，因此，還應建立“文檔對象”與“人員對象”之間的“引用關系”，以表達某一類型的對象是由某人進行設計的。

　　數字化轉型論文范文二：

　　近些年，各類數字技術的出現及應用，為社會各界提供了便利與機遇，為各行各業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我國提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由此，如何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成功，已成為學術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

　　以往學者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特定的方面，如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作用機制和影響結果，缺乏對其相關研究的梳理與總結，且鮮有對國內外研究的系統分析。綜上，本文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領域現有研究進行分析，聚焦研究前沿熱點，構建研究內容框架，為我國數字化轉型實踐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促進數字技術推動企業轉型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數字化轉型概念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概念界定還未達成統一。數字化轉型這一概念最早由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提出，是指利用信息技術構建新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以加快業務優化升級與創新轉型。Matt等認為數字化轉型即數字技術的利用和整合，通過影響產品、業務流程、銷售渠道和供應鏈，實現銷售額或生產力的提高、價值創造的創新以及與客戶互動的新形式，甚至整個商業模式的重塑[1]。Gong等認為數字化背景下的轉型是指通過采用創造新價值的數字技術，對全新的形式、功能或結構進行根本性改變[2]。

　　我國學者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利用系統化的數字技術應用，將數據搜集和分析應用到企業研發、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最終對企業經營戰略和市場決策產生關鍵影響[3]。還有學者認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包括傳統企業與現代化網絡技術的有機融合，還包括數字化企業與實體產業的融合，例如互聯網技術企業將其所獲得的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生產要素，并應用到實際生產中[4]。盡管不同學者定義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視角不同，但其具有共同點：數字化轉型是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價值創造方式的革新，進而實現企業效益的提升。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文獻計量學與傳統文獻回顧法相結合的方式，使用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軟件，對相關研究進行系統全面的梳理。針對外文文獻，本文選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將主題詞設定為企業數字化轉型(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共檢索到860篇文獻。針對中文文獻，本文選取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將主題詞設為企業數字化轉型，來源設為核心期刊，共檢索到1 092篇文獻。將檢索到的近8年國內外文獻匯總，可以發現自2022年國內發文量開始趕超海外，2023年中文期刊數量達523篇，說明國內學者在近兩年加強了對該領域的關注與探究。(見圖1)

　　(二)高被引論文分析

　　依據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高被引文獻排序，匯總被引頻次排名前10的外文文獻(見表1)。通過進一步分析，本文發現國外有關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大多注重工業4.0等先進技術透過數字化轉型對中小企業的影響[5-7]。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技術創新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8-10]，還有部分學者針對不同行業[11-12]，結合數字化轉型過程及結果[13-14]展開了研究。

　　依據中國知網CNKI搜索結果，本文選取被引頻次排名前10的文獻(見表2)。通過分析發現：國內研究大多集中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及作用機制方面[15-17]，還有部分學者針對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結果展開研究[18-20]。此外，國內學者普遍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對資本市場具有一定影響，有利于股票流動性的提升[21]，還有學者從宏觀層面探究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機制[22-23]，部分學者探究了審計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機制[24]。

　　(三)關鍵詞知識結構及熱點趨勢分析

　　使用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軟件，對860篇外文文獻關鍵詞進行聚類，得到Q值為0.578 5(Q>0.5)，S值為0.792(S>0.7)，表明聚類結果顯著且具有較高可信度(見圖2)。最終得到11個聚類主題，再對關鍵詞進行共詞分析，可以發現國外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領域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技術創新(innovation)、企業績效(performance)、技術(technology)、管理(management)等方面，以上關鍵詞出現頻次均超過100。此外，關鍵詞共現網絡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包括：一體化(integration)、采納(adoption)、系統(systems)、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戰略(strategy)、實施(implementation)、企業績效(firm performance)(見圖3)。綜上，可以通過外文文獻的研究內容歸納出3個研究熱點：技術創新、運營管理與企業績效，這說明國外學者較為注重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與結果的研究。

　　使用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軟件，對1 092篇中文文獻關鍵詞進行聚類(見圖4)，得到Q值為0.701 7(Q>0.5)，S值為0.869 3(S>0.7)，表明聚類結果顯著且具有較高可信度。得到12個聚類主題，再對關鍵詞進行共詞分析，可以發現國內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領域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融資約束、企業創新、中小企業、數字化、數字技術，且以上關鍵詞共現網絡中介中心性均大于0.1(見圖5)。綜上，可以通過中文文獻的研究內容歸納出3個研究熱點：數字經濟、融資約束和技術創新，這說明國內學者大多專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前因及過程的研究。

　　綜合國內外有關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可以發現該領域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融資約束、技術創新、運營管理和企業績效。現有研究大多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利用數字技術拓寬業務范圍，利于企業營收的增加，進而有效緩解融資約束、降低融資成本。此外，數字化轉型代表著企業利用信息技術對產品、服務、業務流程及組織架構的多方位變革，將有效推動企業進行技術研發與創新。總的來說，當前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分不同階段、通過多重路徑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內容分析

　　基于上述計量分析結果，當前國內外研究熱點基本涵蓋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前因、過程及結果，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對現有研究內容進行具體梳理與分析。

　　(一)前因

　　國內外現有關企業數字化轉型驅動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傳遞、外部環境因素和資源整合等方面[25]。Diza-Garcia等從內部利益相關者的角度，探究了推動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因素，結果表明：增強信息傳遞效率是促使組織開展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數字化有助于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使組織更易適應環境的變化，并有助于留住數字人才[26]。

　　張新等認為數字化轉型是由內外部多要素聯合作用的結果，并將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歸納為：“全要素驅動型”、“組織—環境導向型”和“組織—環境主導型”三種類型[27]。孫忠娟等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提出數字資源驅動型和非數字資源驅動兩類數字化轉型實現機制：在數字資源驅動型中，數字技術與數據資源為關鍵驅動因素，數字動態能力為中介機制，驅動數字化轉型的實現;在非數字資源驅動中，政府支持、環境因素、組織多元等非數字資源作為驅動因素，融資能力、創新能力和動態能力為中介機制，驅動數字化轉型的實現[28]。羅穎等通過實證研究，探究冗余資源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研究發現：財務冗余與人力資源冗余都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呈倒U型關系，同時社會網絡在此關系中發揮調節作用，會強化冗余資源與數字化轉型間的影響[29]。

　　(二)過程

　　當前，有關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路徑的研究較為豐富，學者們從多樣的視角對該領域進行了深入的探究[30-31]。首先，部分學者從宏觀層面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進行了歸納。蘇濤永等認為數字技術連接多元主體以復雜的異質互動實現資源協同[32]。戴建平等基于平臺理論、價值理論和供應鏈管理理論，剖析了數字化轉型的路徑。第一，建立供應鏈數字化映射，提升信息處理水平，加強數據控制。第二，加快數據融合，通過數據共享提升數據透明度。第三，提升數據治理能力，通過數據驅動供應鏈協同，進而實現供應鏈網絡化價值創造[33]。

　　此外，部分學者以投入產出為視角分析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影響機制。張夏恒通過對中小企業開展問卷調查，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幫助中小企業滿足消費者需要、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34]。倪克金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提高勞動效率、降低營業成本兩條路徑實現對企業成長的正向作用[35]。白福萍等通過構建多重中介效應模型，探究了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多重路徑，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可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技術創新產出等路徑促進企業財務績效提升[36]。最后，部分學者聚焦于技術研發與經營形式的創新，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展開研究。李輝等研究認為數字技術可重構交易模式，催生新業態及平臺，促使企業業務流程、產品理念、思維模式和組織結構發生全面轉型[37]。易露霞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可從內部治理、信息優化、財務穩健、創新潛能四個方面促進企業經營業績提升[38]。黃大禹等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提升其技術創新能力，同時增強要素配置水平，強化風險控制能力，進而使企業價值水平得以提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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