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裹挾著濃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因其虛無的歷史觀、抽象的人性論和疲軟的現實解釋力，而淪為脫離實踐的理論空想。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以實踐邏輯為主導、以實際問題為基點、以現實的人的問題為切口而生發和造就的實踐探索與理論成果之集合，從根本上駁斥了“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預設，揭示了“歷史終結論”的非理性本質，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中國的現代化實踐道路在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為發展中國家實現自身發展、開辟多元現代化路徑提供了獨特的經驗智慧和有益參考。

　　〔關鍵詞〕 “歷史終結論”;中國現代化;終結;歷史意義

　　《洛陽大學學報》創建于1986年6月，是洛陽大學主辦的高級學術理論期刊，是ISSN國際學術交流刊物，也是CN刊號的《洛陽大學報》的“姊妹期刊”。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在東盟國家的傳播與認同研究”(16CKS013);廣西八桂學者、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廣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重大問題研究”

　　〔作者簡介〕鐘慧容，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劉同舫，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

　　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歷史終結論”，在刻意渲染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勝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場”之后，傲慢地宣告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政治制度中的最優樣態。這一“自我確證”資本主義制度優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立場，在“冷戰”結束后的歷史背景下引發了國際理論界的巨大反響，對其附和、拔高之聲一度甚囂塵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對其質疑和批判的聲音逐漸占據上風。盡管如此，在30年后的今天，福山仍矢口否認“歷史終結論”的理論硬傷和實踐誤判，來自理論界的斥責似乎并未動搖其關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的價值預設。然而，中國的強勢崛起引發了全世界對中國道路的高度關注和理論探討。中國以實實在在的發展成就證實了歷史并未終結于自由民主制，這使得“歷史終結論”面臨空前的沖擊和挑戰。從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出發，剖析“歷史終結論”的理論缺陷，澄清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本身對克服全球現代化危機的可能性，厘清中國現代化實踐對“歷史終結論”的終結邏輯，對展現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建構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一、凌駕于實踐之上的“歷史終結論”的內在困境

　　1989年，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宣稱作為一種政體的自由民主制，“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①時至今日，這一理論盡管遭受了眾多學術流派從不同層面展開的批判與指責，但此論題引發的爭論仍然余波未平。站在中國現代化道路開啟近百年的歷史方位上，重新反思“歷史終結論”這一在近30年歷史洪流中屢屢回響的理論范式與強勢話語，就能夠發現其虛無的歷史觀、抽象的人性論和疲軟的現實性的內在困境。

　　第一，虛無的歷史觀——任意切割歷史，在刻意美化資本主義歷史的同時，肆意丑化共產主義歷史。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中，福山對資本主義極盡美化，將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視為貫穿人類歷史全過程的內在恒久動力，并把人類歷史描述為一部“自由民主追尋史”。他從理論上考察了存在于南歐和亞洲等地區及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衰落現實，斷言歷史必將終結于西歐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作為“專制化身”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將陷入崩潰。

　　自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國家確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便對其采取丑化、分化甚至打擊報復等壓制對策。在“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闡述中，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被抹煞，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被掩蓋。蘇聯和中國贏得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眾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共產主義信仰的引領下獲得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以及社會經濟的躍進式發展等歷史真相和偉大成就都被刻意抹去;而黑奴貿易、軍事輸出、資本輸出、殖民掠奪以及瓜分世界市場帶來的頻繁戰爭等資本主義擴張的丑惡“黑幕”則被美化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對人性人權的高揚。福山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刻意粉飾和對社會主義歷史的肆意涂鴉表明了其“歷史終結論”的歷史虛無性特質。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學者只是“‘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中意識到沖突，因而也是意識形態的形式決定這種沖突……他們以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觀念和論據為自己贊成或反對在經濟生活中推行的變革的態度辯解”。

　　②被福山視為自由民主制“現實標桿”的美式自由民主制，乃至其后期不斷推崇的歐盟、英國以及丹麥的自由民主制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矛盾日益凸顯，這暴露了“歷史終結論”在客觀歷史事實判定層面的虛無性和空想性缺陷。福山基于美化資本主義歷史的目的而宣判共產主義“死刑”，“是資產階級借以壓抑其他各種異質或對抗聲音的一種意識形態‘伎倆’”。③“歷史終結論”實質上是福山為資本主義所著的“福音書”，最終陷入了任意裝扮“歷史小姑娘”的尷尬境地，建基于任意切割歷史之上的“歷史終結論”將難以持存。

　　第二，抽象的人性論——將人性作為歷史進步的動力，忽視了人性背后的歷史根源。福山認為，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之中蘊含的主人與奴隸“尋求承認的斗爭”，構成了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以大量的內容論證了歷史的產生與發展過程，認為現代自然科學為歷史的發展規定了方向性(追求自由民主)，但“歷史的經濟解釋把我們帶到了自由民主這塊應許之地的門口，卻沒有把我們完全送到里頭”④，唯有推動現代自然科學進步的人的“不斷擴大的、極富彈性的欲望”⑤才是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力量。訴諸“尋求承認的斗爭”的歷史觀，使福山將人性恒定為一種能夠衡量一切的“超歷史的標準”，忽視了人性背后的物質關系和生產條件。

　　福山的歷史動力論本質上根基于抽象的人性論，它將能否滿足“經濟”與“認可”的需求視為衡量制度優劣的標準，但是“人的欲望、理性和氣魄問題都是人性問題，而人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含義是不同的，把一種抽象的人性論當成其理論的基礎，這種理論有多少科學性是可想而知的”。⑥福山并未明白他所鄙夷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忠告，他所賴以撐起“歷史終結論”的重要理論支柱仍舊建立在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真實的人性論基礎之上，這無異于將現實問題束之高閣，棄實踐“地基”而建構理論“大廈”，注定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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