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驚人相似的一幕,當然這正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魅力所在,在眾多的經濟規律中,城市化的進程是較為突出的。但突出的問題是具有城市基礎設施特征驚人相似的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的加速度呈下降趨勢,本文在分析“超前”發展理論不合適宜的前提下著重給出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的“效率制約”。

　　關鍵詞:城市化;基礎設施;投資效率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具有城市基礎設施特征驚人相似的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在緩慢上升。論文 這也意味著國民經濟越來越傾向于要用更大的投資增長才能換來以往僅用較小投資增長就能換來的經濟增長。近期一系列投資指標表明,中國投資規模加速擴大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并不理想,雖然2003年以來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尤其是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投資在中國經濟集約增長中的作用漸露端倪,但地方政府城市化投資仍然顯高速提升階段,加上國家增發的幾百億國債和銀行增加上千億的配套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投資,這對加快城市化進程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起了一定作用。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設施“超前”發展論

　　基礎設施(或稱社會分攤資本),是指為直接生產部門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條件和公共服務的設施和機構。一般包括運輸、倉儲、發電和輸變電、供氣、供水和排污等城市設施,以及與農業有關的灌溉系統等等。廣義上來理解,基礎設施還包括教育、科研、環境和公共衛生以及整個司法、行政管理系統。本世紀50至60年代,圍繞著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模式問題,西方曾展開了一場論戰,在這場論戰中,美國經濟學家羅森斯坦──羅丹等提出了基礎設施超前發展論。

　　羅森斯坦──羅丹認為,基礎設施存在供給上的“不可分性”,主要表現在(1)基礎設施存在“配置上的大規模的初始集聚性”基礎設施項目規模宏大、配套性強,必須同時建成才能發揮作用,因而一開始就需要有大量投資作為創始資本。例如,要建成一個水力發電站,不僅需要整修河道、建筑水壩和水庫,而且需要建設電站建筑,購買電機設備、修筑公路、安裝通訊設施、建造有關生活服務設施等等。(2)基礎設施有“較長的醞釀期。”與直接生產部門比較,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投資資金難以在短時期內回收。以交通運輸業為例,一般鐵路的建設需要5-8年的時間,加上建設前期的準備工作,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大型運輸網的建設則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3)基礎設施還具有技術先行的含義。蒸汽機的發明、電力和無線電技術的出現,微電子技術、衛星通信和原子能技術的問世,既構成了現代工業技術革命的主要內容,又為現代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們是工業技術變革的先驅,是國民經濟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

　　基礎設施超前論正確指出了基礎設施本身的特征及其對于直接生產活動的先行作用,對于基礎設施缺乏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畢業論文 但是,從實踐上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由于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能滿足直接生產活動的需求,基礎設施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這在短期內難以消除,這主要是因為,首先,短期內很難籌措到大量資金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其次,由于基礎設施投資周期長所引起的時滯效應,增加供給的彈性較小,很難適應直接生產部門需求迅速增長的需要。要使基礎設施服務的供需平衡,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此期間,由于已經形成直接生產部門的資產存量的不完全流動性,壓縮需求的結果,并不能導致基礎設施供給的增加,只能使直接生產部門與滯后的基礎設施在低水平上保持平衡。這樣就會導致直接生產部門生產能力的閑置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二、政府投資的低效率

　　基礎設施建設由于其具有規模大、配套性強、資金密集、技術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回報期長等特點,所以一般都由政府投資(在我國除少量的利用BOT方式引進一些外商投資外,民間投資幾乎沒參與),而政府投資則會帶來經濟中的非競爭性。這一非競爭性將導致兩個結果:(1)它使本來已經處于缺損狀態的市場體系及其內在機制更不健全,從而抑制了市場的正常發育。(2)一般的壟斷行為可以帶來高收益率,并提高資源配置的局部效益,但政府投資的非競爭性實際上很難帶來高收益。財務績效不佳是不同社會投資下國有企業運行的共同特征,其原因很多,比如計劃工作的失誤、大部分處于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虧損、投資與定價決策的官僚程序、國有企業難以向經理人員提供足夠的激勵、國有企業還有較多地受制于政治過程和服務于廣泛的社會目標,如此等等,加之政府投資體制改革的滯后,政府行政干預加上部門利益、地區利益的作用,在投資規模擴張過快時,更易造成部分投資項目決策缺乏科學依據和相應程序。概括在說,發展中國家,市場缺損招致了低效率,而彌補市場缺損的政府投資又固化了低效率的格局。

　　當前,國家采取加大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力度、擴大內需、啟動經濟的辦法,對于發展我國經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固定資產的投資從決策到實施,會出現“時滯效應”,即投資要經過一個時間過程,才能顯現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職稱論文 由于項目施工建設需要有一定的建設周期,在投資項目的建設周期里,其投資完成額一般呈現一條從低到高再到低的“馬鞍形”投資曲線。目前我國大中型項目的平均建設周期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項目建設投資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它表明項目的投資高峰一般出現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資產投資活動本身的這種規律決定了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一般是在項目實施后的第二年才會明顯表現出來。這就要求我們在安排年度投資計劃時,一方面要考慮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掌握好當年投資的強度,同時必須考慮在建總規模增長的合理性,防止由于在建總規模增長過大而導致以后年度出現投資和經濟過熱。

　　三、政府投資會擠出民間投資

　　經濟的增長,歸根結底在于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而物質財富的增加則根源于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利潤率的提高。因此,企業投資增加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動力。只是為了彌補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才由政府將社會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然后再將其一部分用于社會急需投資的產業或地區。政府投資雖然有利于經濟全局,但由于增添了中間環節,加入了許多人為因素,其效率自會大打折扣,由政府扮演主要投資人的角色常常會導致投資過度和投資效率的下降。

　　更為難以操作的是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即在社會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投資規模增大,民間投資規模就會被迫縮小。這是因為政府支出或赤字的增加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如果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時不提高稅收,由此產生的預算赤字將導致政府借款的增加。這又將減少私人部門可借資金的供給。由此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政府借款將擠出私人投資。由于擠出效應的存在,政府在資本市場上與私人廠商和個人競爭。如果可用資金的數量是固定的,則由于政府獲得較多資金(以支持赤字),廠商將只能得到較少資金。在最極端的情形,政府支出(稅收固定)以一美元對一美元的方式擠出投資:政府所作赤字支出越多,廠商所作的私人投資就越少,政府支出的增加根本不會刺激經濟。另一種極端情形是,國家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以固定利率借到所有想借的資金。于是,政府借款并不排擠國內投資,而是僅僅引起資金從國外到國內的流動。但是,事實可能介于兩者之間:隨著政府獲得較多資金,一些額外資金從國外被吸引過來,一些人的儲蓄較其他情況下多,因此可用資金總額有某些增長;與此同時,有一些投資被擠出,以至于增加的政府支出提供給經濟的總刺激要比預計的小。當然,擠出效應的大小還可能依賴于經濟是否有大量超額生產能力,假如經濟沿著總供給曲線的水平部分運行,在此時的均衡價格下,經濟所生產的實際產出的水平遠未達到其生產能力,增加政府支出而不減少其他商品的產出是可能的;相反,如果經濟沿著總供給曲線的垂直部分運行,在此時的均衡價格下,經濟所生產的產出不可能有較大提高,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被國民產出某一其他組成部分的減少所抵消,即必然存在擠出效應。

　　四、投資結構過于傾斜

　　投資結構失衡會導致資本效率難以提高,產業經濟學理論表明,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一般經歷農業社會、輕工業社會、重工業社會(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重加工業等)和后工業化社會。我國目前處于第三階段,即重工業社會,理應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和重加工業。留學生論文 而且,據有關資料表明,在人均收入140-1120美元的發展階段,基礎設施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將由16%提高到30%。這充分顯示了基礎設施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超前發展的客觀必要性。我們也不否認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成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或“基礎工業”戰略而迅速地實現了工業化,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反映投資結構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未取得滿意效果。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所實施的“基礎工業”戰略過分強調基礎設施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片面地追求基礎工業在經濟運行中的“后向聯系”的效應,機械地認為重化工業在國內乃至國際經濟運行中具有很高的比較優勢利益,而將本來就稀缺的資本資源投入于關鍵產業中,這不僅加劇了資本資源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市場缺損、技術、組織、制度等諸多復雜的原因的綜合作用,這些所謂以資本密集為特征的“關鍵產業”并未發揮較強的聯動機制,因而,關鍵產業的投資效率就顯得極不理想。

　　不僅如此,對基礎設施投資過度而形成的發展中國家傾斜的投資結構還導致了社會總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嚴重的莫過于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發展滯后的問題。而農業投資缺乏導致的農業生產率提高緩慢正強有力地牽制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步伐。

　　五、基礎設施過度超前會造成資源的閑置浪費

　　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必須優化中國經濟結構,要降低投資的比例擴大內需,形成消費投資和出口共同拉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協調健康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應該先發展基礎設施部門,有了它,就會“誘發”直接生產部門的建立,因而應大

　　力超前發展基礎設施項目。這種觀點有偏頗之處。事實上,基礎設施的經濟價值最終要體現在實現的運輸量上,沒有實實在在的運輸量,其外部效應也無從談起。如果基于一種超前性的考慮,在沒有多少現實運輸量需求的情況下,就提前修好一條公路,乃至一個機場,而且時差很長,比如說10年以上,這就會造成很不經濟的情況。由于運量不足,公路或機場虛設,勢必造成資源的閑置浪費。這與那些賣不出去的樓堂館所和豪華別墅在經濟價值上大打折扣沒有什么區別。除此之外,在這漫長的時間里,還要不斷地追加維護保養費,如不及時養護,很多設施就會破損或報廢。這種長期沒有相應經濟回報的公路投資和養護費用,其投資效益是很低的。

　　因此,在目前擴大國內需求、基礎設施投資大量增加的宏觀背景下,要避免把基礎設施投資的作用過于理想化。在考慮上項目時,要綜合考慮其資源的潛能和市場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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