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氣候變暖已經導致水資源失衡、農業減產、生態系統等嚴重損害，嚴重影響了人類環境和自然生態，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沖擊。一份來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表明：氣候變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響以外，主要是歸因于人類活動，特別是與人類活動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關。從而，低碳消費的議題便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有些國家甚至提出要推行“零碳消費”。

　　從現有文獻看，學者們圍繞低碳消費的命題已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了探討：①低碳消費的含義。陳曉春、譚娟(2009)等認為低碳消費包括五個層次，即“恒溫消費、經濟消費、安全消費、可持續消費和新領域消費”。②低碳消費的意義。張一鵬(2009)認為，低碳消費的廣泛實施，將從根本上扼制高碳經濟的蔓延，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中國應當在實行低碳生產的同時，實行低碳消費，為保護世界氣候和全球環境做出貢獻。③低碳消費的影響因素。辛章平和張銀太(2008)認為，低碳消費的實現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消費文化和習慣等諸多因素有關。結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低碳消費則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如發展階段、發展方式、資源稟賦、貿易結構、鎖定效應等。④推行低碳消費的對策建議。李勝、陳曉春(2009)分析認為，在形成低碳消費方式中，需要政府、企業、公民和社會組織分別發揮引領、主導、積極推進和廣泛參與的具體作用。構建政府、市場與企業“三位一體”化的監管體制(劉敏，2009)。

　　本文試圖通過對低碳消費及其人文環境的界定，分析、揭示人文環境對低碳消費的作用機理，以期探索出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二、低碳消費及其人文環境的界定。

　　低碳消費是消費者以對社會和后代負責任的態度在消費過程中積極實現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種基于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態化消費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從經濟學上講，低碳消費包括低碳生產消費和低碳非生產消費。

　　至于人文環境，“人文”是個不甚明確的觀念符號，游離于許多概念的邊緣，各學科對它的界定頗有歧義。從研究文獻看，將人文因素引入經濟史和消費史中的一個變數來考察尚不多見。在此，我們對人文環境作一簡明的界定———人文，即有關人的文化和文明 (朱杏珍，2006)。人文環境可以理解為一定社會系統中各種能夠反映文化價值內涵的事物的集合，它既表現為社會本體中某些有形環境，也表現為隱藏在社會本體中的某些無形環境，如社會成員的認知模式、價值觀念、信念信仰等。人文環境有些可量化的指標，如人均受教育年數、人均文化設施面積、居民掌握科技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的程度等，但人文環境中最本質的東西應該是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道德規范等人性文明。

　　低碳消費的人文環境可理解為低碳消費生存的積淀在特定區域的價值觀念、傳統文化、科學素養等的社會文化形態。低碳消費體現了消費主體的一種心境，其實質是消費者在消費品的選擇過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態，根據一定時期、一定地區低碳消費的價值觀，在決策過程中把低碳消費的指標作為重要的考量依據和影響因子，在實際消費活動中青睞低碳產品和低碳服務。低碳消費是眾多消費主體的思維方式所產生的結果，人文環境是其發展深化的深層內因 (仇保興，1999)。從廣義上講，任何經濟現象和行為都可以認為是某種相對應的文化沉淀的結果。低碳消費的存在和發展受人文環境的約束，只是這個結論的一個新注解。

　　三、價值觀念對低碳消費的影響分析。

　　價值觀念是人的大腦關于外界事物對自己、對社會的意義和重要性的認識，它對人的行為導向起著重要的支配、調節與定向作用，規范著人的活動，指引著社會主體向著既定的目標前進。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鏈理論來探討價值觀與消費者行為的關系，認為價值觀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屬性重要性的判斷，從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和購買。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價值觀在個體消費者的行為、態度及其決策中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價值觀念對低碳消費的導向作用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宏觀導向作用集中地體現于政府的消費政策之中，微觀的導向作用則體現于消費者的價值觀之中 (傅正華，1999)。

　　1.消費政策對低碳消費的宏觀導向作用。

　　任何消費政策的制定都必須依據一定時期、一定區域的價值觀念，唯此才能提出社會消費的目標和方向———抑制或鼓勵消費。方向和目標明確，消費活動發展就快，反之，則慢。比如低碳消費，如果一段時期內政策的低碳性指向明確，則低碳消費就能快速實現，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現象，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低碳消費的政策措施。英國在 2003 年發布了政府白皮書 《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將實現低碳經濟作為英國能源戰略的首要目標。德國政府先后出臺了 5 期能源研究計劃，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為重點，為“高技術戰略”提供資金支持，實施氣候保護高技術戰略。歐盟在 2007 年通過了歐盟戰略能源技術計劃，其目的在于促進新的低碳技術研究與開發，以達成歐盟確定的氣候變化目標。澳大利亞在 2007 年批準了 《京都協定書》，在 2008 年又發布了醞釀已久的 《減少碳排放計劃》 政策綠皮書，提出了減碳計劃的三大目標。日本歷來重視節能減碳，在 2004 年日本環境省發起了“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會情景”研究計劃，其目標是為 2050 年實現低碳社會目標而提出的具體的對策。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現狀，黨和國家領導人積極研究部署應對工作，決定到 2020 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 (胡鞍鋼，2008)。我國制定的這一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充分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對低碳消費的責任擔當與大國風范。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作為低碳消費政策制定的主體，既是低碳消費的管理者，也是消費者。政府要在引導低碳消費的同時樹立低碳消費的榜樣，即政府自身也要低碳化消費。目前政府部門也同樣存在著消費的“高碳化”，如政府公務用的大排量轎車，“文山會海”帶來的大量紙張浪費等。因此，政府部門自身要低碳化運作，減少公務用車數量，改大排量轎車為小排量轎車甚至采用環保清潔能源，減少紙張的使用率，實現“無紙化”、“網絡化”辦公，樹立低碳消費的榜樣。

　　2.生產者、消費者的價值觀對低碳消費的導向作用。

　　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并影響著他們當前及將來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生產者、消費者個人樹立低碳生產、低碳消費的理念對于我國實現低碳消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生產者必須強化低碳生產意識。一是生產過程低碳化。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必須堅持“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環(Recycle)，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率以及循環利用，實現生產的“低碳”化、“碳水”化和可循環。二是生產結果 (消費品) 低碳化。企業是低碳消費品的提供主體，是聯系低碳生產性消費和低碳非生產性消費的橋梁。只有企業提供了低碳節能的消費品，使公眾在超市或商場購買產品時根據低碳化程度有所選擇，才能有更廣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費方式的物質基礎。其次，消費者必須強化低碳消費意識。在當今社會，個人的消費行為不同程度地對其他人以至整個社會發生影響，因而不能放縱和無度，要徹底戒除某些人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為代價的奢侈消費嗜好。個人的消費行為不僅要兼顧當代人的當前消費和長遠消費，而且要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消費需要的滿足，當代人消費的增長要以不影響后代人消費的增長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