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投資論文范文一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都在發生著變化。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的出現、科學技術的創新、企業的重組、以及消費者不斷出現的多樣化的需求偏好等，都在無形中使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多，這些21世紀經濟舞臺上的主旋律使企業面對的風險概率逐漸增加。從而使企業投資風險事故的發生規模逐漸加大。
風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并且是無法避免的，企業只能通過各種方式來降低風險的發生，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風險。長久以來，很多企業的投資結構嚴重不平衡。許多企業投資時盲目的將投資目光放在了粗放型增長、低水平產量的方面，從而忽略了市場競爭的規律。有的企業甚至因為不能正確的預見投資風險而使企業面臨破產。因此，現代企業要想在不斷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在面對重大的社會觀念轉型、面對各種人為事故和自然災害時、面對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時、面對各企業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嚴重威脅時，必須樹立新的風險管理理念，對企業的各種風險進行科學的管理，并圍繞企業的戰略目標，使企業的風險投資降到最低。
二、企業風險投資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一)企業風險投資的概念
企業的風險投資又被稱作創業投資，主要是指企業為了促進行業高科技的產業化發展，以股權資本的形式將資金專門投向存在著較大失敗風險的高新技術開發領域，并期待成功后能通過股權的轉讓來獲得較高資本的收益的一種投資行為。
(二)風險投資的基本特征
1、是一種具有較大風險的投資
風險投資主要支持的是高新科技ZNr2x9mMcaUfDXkxxCfAjQ==、產品的創新，所以在技術、市場、經濟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風險，一般而言投資成功率平均只占到30%左右。美國曾經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風險投資家認為：在他們投資的項目中僅有三分之一的投資非常成功，并取得了高額的回報，有三分之一的投資與投入資金基本持平，另外還有三分之一的投資幾乎是血本無歸。但是，面對高額的投資回報率，很多企業仍將風險投資作為企業的一項投資活動，仍舊吸引著全球各企業的目光。例如：1977年創業的美國的阿普爾公司，在短短的幾年后，一美元的投入就獲得了240美元的高收益。可見風險投資的吸引力是多么巨大。
2、是一種典型的組合型投FwrowHVyMNMwCaGirPHFag==資
很多成功的風險投資案例證明，如果采取組合投資，將是企業風險投資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就要求企業不要將所有的資金全部投放在一個項目、一個階段、一個企業中，而是將投資均衡的投放在不同的企業和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項目中。這種分散式的組合投資將投資的風險成功的進行了分散，只要有一部分投資獲得成功，就完全可以彌補其他投資帶來的損失。企業也可以只投入所需資本的一部分，不必承擔全部投資，這樣可以避免企業孤注一擲。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很多企業的風險投資大多數集中在新企業的創業成長階段，占投入資金的80%左右。
3、屬于一種長期投資
一般的風險投資要經歷3至7年的時間才能獲得收益。在投資的過程中還要不斷的對那些有希望成功的項目或企業不斷的進行增資投資，故此，很多人將風險投資稱作是“勇敢并且有耐心的資本”。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市場經濟環境，投資者們必須具備“十年圖破壁”的強大魄力，對待風險投資多一份冷靜和耐心，少一份浮躁和急躁。
4、屬于一種權益性投資
風險投資的本質并不是借貸資金，而是一種明顯的權益資本投資。投資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投資對象當前的盈虧上，而是在于對投資企業或項目的發展前景或資產的增值上。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過對投資企業的上市或出售轉讓變現而取得高額的回報。
5、是一種非常專業的投資
企業的風險投資并不是單純的向投資企業的創業者提供資金，而是企業的管理者憑借自己積累的豐富學識、經營管理經驗、廣泛的社會關系等向投資企業提供這些資源，并積極參與企業的創業，與企業的創業者共同創辦企業的經營管理，幫助企業的創業者取得經營的成功。
三、風險投資的構成要素與風險投資企業的特點
(一)風險投資的構成要素
風險投資的構成要素主要包含：投資者、風險投資公司、風險企業。一般而言資金開始從投資者流向投資公司，經過投資公司對資金和企業篩選后做出決策，再由投資公司將資金流向被投資風險企業。
目前我國的風險投資已經吸引了很多的投資目光，包括企業、保險公司、甚至還有外國資本的投入。這些投資者由于知識的欠缺、有限的精力、風險的分散等方面的原因主要講投資資金轉交給投資公司運作，自己很少參與。例如：比爾·蓋茨在投資方面的眼光就遠超他人。最初的微軟公司為IBM的PC機編寫了MSDOS操作系統，售價極低，當IBM正為自己賺取便宜而竊喜時，微軟公司為它編寫的操作系統遍布全世界，從而為微軟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風險投資企業的特點
風險企業實際上就是指那些高新技術企業，主要是從事高新技術的研發，同時隨著不斷發展的科技而發生著動態的變化。對于這些極具開拓創新的風險企業而言，一旦研發成功將會使企業高速的運作發展起來，并獲得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同時還將推動社會的前進。風險投資企業不同于我們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它具備獨特的特征：
1、風險投資企業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大風險、低成功率的特點
風險投資企業具備很強的探索精神，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如：技術的不成熟、較高的創新程度等，因此，在新技術的開發研究中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失敗是十分常見的。美國的風險投資企業中成功率在20%——30%之間。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風險企業投資的對象一般是那些剛起步的高新技術或產品，并沒有抵押或擔保，另一方面是由于投資的風險企業處于設計的初步階段還不完善，還不能確定高新技術是否能轉化為生產力，存在著較大的風險。
2、風險投資企業具備較高的收益性
風險投資企業一旦取得成功將會帶來巨大的收益，將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迅速的擴充國內外市場，促進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正因為風險投資是一種戰略性的未來投資，所以很多投資者往往對投資中的風險視而不見，這主要是受高額回報的影響。
3、風險投資企業是具有知識、技術的高級人才密集的企業
一般來說，那些較為成功的風險企業中集聚著一批高素質的創新技術人才，這是風險投資企業面對激烈變化的市場競爭最寶貴的資源。風險投資企業一般對職工的技術要求很高，一般高技術人才占企業人數的50%——80%，否則將不能勝任。風險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不僅要具備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水平，還要具備現代化的科學管理理念和知識。例如：美國的硅谷年產值達400億美元，而它擁有的博士學位的科技人才有6000名，工程師更是達到15000名。可見，在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風險投資企業的高新技術人才是多么的重要。
4、風險投資企業具有很強的情報信息和應變能力
風險投資企業的成敗除了要擁有一批高新技術人才外，還必須具有良好的情報工作。風險投資企業如果做不好信息情報工作就不能把握企業前進的方向。目前很多國家已經將信息、能源、原材料作為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大支柱，所以，風險投資企llkNXwkTDTsfIYMS1UWaO4CsGZ2RHIsuZVBAdtx0U+s=業必須能依靠有效的手段獲取到各種有價值的信息情報，以便在競爭中一舉擊敗對手。
5、風險投資企業的風險資本具有較低的流動性
投資者一般是在企業創立之初就將資金投入到風險投資企業中，直至企業股票上市或者被收購轉讓才能獲得回報，因此具有較長的投資期。也就使得資金的流動性較差。同時，風險資本一旦退出時，企業撤資將十分困難，這也使得風險投資的流動性低。
四、企業風險投資的控制對策
投資風險的控制是企業風險管理人員在經過對風險的分析和衡量后，針對企業的投資所面臨的不同風險因素而采取的控制風險的措施，從而使企業風險投資消除或減小，并降低企業的預期損失。
(一)風險的避免
在風險投資管理中，風險的避免是一種較為消極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對風險源的中斷來徹底消除某一風險造成的損失和一些潛在的負面影響。但是，這種方法的實施也同時帶來了風險可能帶來的收益的損失。在現實中，風險避免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地震冰雹等自然災害的發生、發生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國家法律政策的變化等。另外，很有可能避免某一風險時帶來了其他風險的發生。
(二)風險損失的控制
損失控制主要是指在發生風險之前對企業的投資過程中的某些方面進行調整或重組，以便降低企業投資損失的發生。損失控制主要是通過損失發生的概率來降低企業投資損失的。一般情況下，企業可以采取改變企業的投資風險因素、改變風險因素所處的環境、改變風險因素與所處環境的相互作用機制等措施來完成對風險損失的控制。
(三)風險轉移控制
風險轉移是一種風險控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企業將自己不愿意承擔的分先以某種方式轉移給其他單位或個人的一種風險管理措施。它主要包括：風險的保險轉移、風險的非保險轉移。前者主要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后者主要是指控制型風險的轉移和財務型風險的轉移。企業實施風險的控制轉移主要的方法為：出售買賣合同，將風險轉移到其他單位或個人。例如：企業可以采取向下承包的形式將風險較大的投資項目轉移到其他經濟單位或個人，并按照合同約定將風險轉移出去。所有那些無節制的、無限度的風險轉移都是違法的、不道德的行為，必須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進行風險的轉移。
(四)財務控制策略
企業的風險投資控制還可以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處理和控制。企業可以采取風險轉移和風險自留來實現風險的財務控制策略。財務型風險轉移可以通過：中和、免責約定、保證書公司化等方式來實現。財務風險自留現在越來越受到各企業的青睞，風險自留可以通過：在企業建立意外損失基金、將投資損失攤入經營成本、籌集外部資金、組建自保公司等方式來實現。
總之，在政府的直接推動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參與下，我國的投資事業已經進入了高速的發展時期。例如：金蝶、新浪這些優秀的企業的造就，使得風險投資成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源泉動力。雖然，我國的風險投資發展沒有國外成熟，仍舊處于起步階段，但是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正朝著蓬勃的勢頭發展。
風險投資論文范文二
一、引言
城市是創新活動的中心，一座城市的創新能力既是微觀層面上企業創新績效的整合與擴展，也是宏觀層面上國家競爭實力的濃縮。目前，我國己步入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的攻堅期，而創新型城市(Innovative City)的統籌創建尚處起步階段。2016年科技部和發改委印發的《建設創新型城市工作指引》中指出，創新型城市建設要依靠科技、知識、人力資本等要素整合起創新體系，以創新驅動發展。而依據創新經濟學理論，風險投資(以下簡稱“風投”)等金融支持手段是創新體系正常運轉的必備條件(邵同堯，2011;Hottenrott和Peters，2012)，這是因為創新活動往往風險較大且回報周期長，故而普遍面臨融資約束難題(馮照楨等，2016)。
作為創新活動的融資和風險分擔載體，以IDG中國、紅杉資本為代表的風投機構近年來在我國發展迅猛，對創新型城市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并且受到了決策機構的高度關注。2016年《建設創新型城市工作指引》指出，要積極發展天使投資，充分發揮科技成果轉化、中小企業創新、新興產業培育等方面基金作用，引導帶動社會資本投入創新;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要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支持優質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地方層面上，近年來各省區市普遍設立政府引導基金，鼓勵風投資本投資于創新產業。在此背景下，從實證上檢驗風投對城市創新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理論與政策意義。
“風投對于創新活動的影響”這一命題已有各國學者的廣泛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諸多研究從理論上證明，風險資本能從投前篩選和投后增值兩個維度促進技術創新：一方面，風投機構的專業背景能使其精準測度企業價值，進而實現篩選功能;另一方面，風投通過提供資金支持和專業化服務，提升被投企業的創新績效(Baum和Silverman，2004;王秀軍和李曜，2016)。在實證中，Kortum和Lerner(2000)最早論證了風投對創新的推動作用。該文采用美國1965-1992年間20個產業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風投能促進專利數量的增長，其影響是一般R&D的3.1倍。此后的Tykvova(2000)、Ueda和HbbP9HfzgFsGOQZuncLelww==irukawa(2008)及Popov和Roosenboom(2009)等在參考Kortum和Lerner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通過采用不同國家數據或延長分析年限，進一步驗證了風投對創新的正面影響。
然而，不同數據層面的研究深度及所得結論卻大相徑庭(謝雅萍和宋超俐，2017)。在國家、地區、產業、企業等多個層次的研究中，風投對企業層面創新的影響研究最為深入，而區域層面上的研究一直比較匱乏。較早關注風投對區域及國家創新影響的文章出現于歐洲，AstridRomain等(2004)、Popov和Roosenboom(2009)及Faria和Barbosa(2014)等文獻多通過歐盟內國家級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檢驗。從研究結論上來看，支持風投促進創新的觀點是當下主流，具體細節則各有不同，如AstridRomain等(2004)認為風投能提升R&D活動的知識轉化能力，而Faria和Barbosa(2014)認為風投對地區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長期。此外，美國學者Samila和Sorenson(2011)為了使研究樣本更能體現區內經濟的整合情況，首次采用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劃分的大都會統計區(MSAs)作為地域研究單元，同樣證實了風投對于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
在因果識別方面，風投對創新的影響長期以來受到自選擇與反向因果等問題的干擾。從理論上說，創新能力強的公司或地區可能有著更強的競爭力，從而吸引風投的集聚(Henry Chen等，2010)。其次，存在一些同時影響風投和創新產出的遺漏變量，如一個地區人力資本狀況的改善，可能造成偽因果估計。在實證上，Hellman和Puri(2000)采用美國硅谷173個高科技公司的數據，選用Cox比例風險模型，研究了企業融資策略和市場營銷策略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采用創新戰略的公司更容易、也更早地會獲得風投，這說明是創新帶來了風投，而不是相反。Ueda和Hirukawa(2003)則選取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衡量創新的指標，發現就產業層面而言，實際上是TFP促進了風投。在以專利作為創新衡量指標的情況下，Engel和Keilbach(2007)也證明了擁有更多專利技術的企業更能吸引風投。除了來自產業層面、企業層面的質疑，在國家層面上，Geronikolaou和Papachristou(2012)亦得出了創新會引致風投的結論。Kortum和Lerner將美國在1979年批準養老金入市的政策變化設為工具變量，并通過進行專利/研發比率的變量轉換來消除反向因果問題;Tang和Chyi(2008)則引入了法律環境作為風投的工具變量，采用中國臺灣1985-2001年制造業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證實了風投帶來的內部知識擴散是TFP增長的兩大動力之一;Hirukawa和Ueda(2011)嘗試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探究美國1968-2001年19個制造業企業的風投和TFP之間的關系，發現TFP的增長會促進未來的風投;Faria和Barbosa(2014)使用系統GMM發現風投在長期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
國內目前相關研究多采用省級數據，城市層面的分析仍處于空白狀態。楊曄等(2012)通過構建中國創新投入產出模型，采用2006-2008年度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研發支出與風投對地區創新績效的影響，證實了風投能顯著推動地區創新;邵同堯(2011)使用商標作為創新測度指標，并進行了系統GMM估計后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馮照楨等(2016)利用中國2000-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選取PSTR模型進行非線性回歸后發現，在達到投資額臨界值之前，風投會呈現“盤剝效應”，從而約束創新行為;許昊等(2017)同樣利用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風投對創新產出雖有促進作用，卻表現出“滯后效應”和“倒U型”趨勢。國內研究方面，內生性問題在最近幾年才開始受到關注。陳思等(2017)在利用2006-2011年進行IPO的A股公司數據，采用了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研究風投對IPO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印證了風投對被投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陸瑤(2017)以創業板公司股份數作為機構持股的工具變量，證實“辛迪加”風投對企業創新有正面影響;張學勇和張葉青(2016)依據創業投資公司的本地選擇傾向，以“風投當年公司所在省份風投機構數”作為工具變量，并進行3SLS回歸以部分解決內生性問題。
基于以上政策背景及研究現狀，本文采用全國282個地級市2003-2015年度面板數據，首次引入“政府引導基金”這一工具變量來探究風投對城市創新的影響。在城市層面上首先證實了風投能夠助推創新這一因果關系。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1)獨創性地采用“政府引導基金”這一引起風投外生變化的指標，使用工具變量法研究了風投對城市創新的影響，在這一問題的因果識別的機制設計上取得了新進展;(2)本文進行的城市層面異質性分析，揭示了不同經濟特征的城市在“引導風投資本助推技術創新”這一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機制與功能差異，有助于學界和政府更加深入地理解風投對于創新的影響，進而有針對性地評估和制訂相關政策。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章介紹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概況;第三章說明數據與識別策略;第四章給出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第五章進行基于不同維度的異質性分析;最后一章闡述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一、政府引導基金概述
創業投資政府引導基金，是指由政府設立并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本質上是“基金的基金(Funds on Funds，以下簡稱FOF)”或“母基金”。其意圖在于借政府資本引導社會資金進入創新創業投資領域，以此提升區域整體創新水平，從而推動區域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自2002年北京中關村管委會創設國內第一支政府引導基金，即“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以來，廣泛的政策實踐和學界研究都己觀察到FOF是推動創投行業發展、帶動區域創新的有力政策工具。FOF于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基金市場，在政府參與中逐漸成為發達國家扶持本國科創企業的主要政策手段，代表性案例有美國小企業投資計劃(SBIC)、澳大利亞創新投資基金(IIF)、歐洲投資基金(ElF)及以色列的Yozma計劃等。我國的FOF項目起步較晚，但近年來在政策支持下發展迅猛。2005年11月，財政部發布了《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首次允許地方政府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2008年10月，發改委等三部委又聯合發布了《關于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范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規范了各地引導基金的運作程序，要求其在兩個層面發揮引導功能：一是引導社會資本設立創投子基金;二是引導創投子基金增加對早期創投企業的投資。在此背景下，蘇州工業園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浦東科技園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海淀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等國內知名的FOF相繼成立。此后，中央政府也開始參與到FOF的創立中來。2010年3月，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與7省市政府聯合設立了90億元規模的專業性創投基金;2015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先后決定設立總金額突破1000億元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和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2016年6月，國務院又批準成立了國家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在中央層面的鼓舞下，自2014年以來，地方政府普遍創設引導基金，使其規模迅速壯大(見表1)。截至2016年12月底，國內共成立980支政府引導基金，基金規模達33004.58億元。
FOF的蓬勃發展離不開風投市場對“有為政府”的強烈需求。在創新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帶來的市場失靈和“看得見的手”帶來的政策扭曲往往同時出現，互為掣肘(鄧飛，2017)。一方面，風投行為的高度市場化，意味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風投企業會優先選擇商業模式成熟、管理團隊完善的科創企業，對于尚在草創期、風險較大的企業投資往往投資較少或不敢投資;此外，創新性越強的創業企業往往對資金需求更多，而風投企業有限的資金投入會使得這類企業面臨較大的資金缺口。另一方面，政府傳統產業政策中的補貼及減稅手段在支持創新成果產業化方面效率不高，激勵扭曲和認知限制這兩大問題容易導致尋租行為和過度補貼。
在此背景下，以“政府出資引導+市場化運作”為核心的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便應運而生。通過政府資本和專業化投資機構的有機結合，FOF得以同時規避“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其一，FOF能發揮集聚資金的杠桿效應和引導效應。根據信號發送假說(signaling hypothesis)，FOF的投資行為可以向其他市場主體傳送信號，解決風投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并發揮杠桿效應，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風投領域形成資金集聚;Amit等(1998)也認為政府對創業投資機構的資助能顯著擴大創投機構的規模，解決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導致的科創企業創新力不足的問題;楊軍等(2009)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的研究亦證明，政府引導基金以LP的身份參股有限合伙制創投基金可以有效發揮其杠桿引導作用。其二，FOF能發揮扶持產業的政策效應。以政府資本為基礎的政策性FOF，本身就是政府在創投行業的意志體現。投資機構專業化的運作既可彌補政府的專業性不足，又可將資金帶往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而外部性較強的創新產業，從而達到支持創業企業發展、塑造區域產業集群、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
十多年來，我國FOF規模不斷擴大，這使得國內學者開始在實證上對FOF的諸方面經濟與社會影響展開研究。代表性的FOF研究有楊大楷和李丹丹(2012)基于1997-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對引導基金政策和私募股權投資的相關關系進行的實證研究;楊敏利等(2015)通過傾向得分匹配一倍差法(PSM-DID)，采用城市級數據對政府引導基金對社會資金引導作用的實證檢驗;施國平等(2016)通過雙重差分模型，基于1997-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從創投機構層面對政府引導基金之引導作用的評估。這部分的研究大多表明，在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對區域內創投行業的發展有顯著正面影響。此外，國外學者基于更長期數據的實證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Gompers和Lerner(1999)通過對美國1972-1994年創業投資和養老金政策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政府對養老金政策的放寬極大地促進了養老金對創業基金的投資，使得美國80年代創業投資資本總量迅速增加;Leleux和Surlemont(2001)通過對歐洲15國1990-1996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證明了歐洲創業投資中的國有資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應和帶動效應，充分帶動了民間資金涌入風投市場，促進了歐洲風投市場的發展;Cumming等(2013)通過對1990-2010年歐洲國有與民間創投資本所投資行業的退出表現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資金投資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好的IPO退出率和更好的退出業績。
綜上所述，政府引導基金在我國雖起步較晚，但憑借著政策層面的持續支持與廣闊的發展前景，對我國尚處成長期的風投行業的發展能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而現有的政策實踐與實證檢驗都得以證明，一個地區的FOF的介入程度與該地風投行業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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