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金融工程師論文發表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評述和根源考察，互聯網金融促進了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但其本質仍屬于金融，并沒有改變金融風險隱蔽性、傳染性、廣泛性和突發性的特點。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

　　關鍵詞：金融工程師論文,風險防范論文,金融風險

　　2017年7月14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遵循金融發展規律，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1]。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過去100多年，世界各國金融體系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金融危機，其對一國經濟的危害巨大，甚至危及國家政局的穩定。2008年，由于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次級貸國際金融危機，其產生的連鎖效應對歐洲各國都產生沖擊，希臘等歐洲國家爆發債務危機并嚴重威脅國內政局穩定。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發展目標，并要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實現兩個“百年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但是，金融也是現代經濟中的復雜利益體系，腐敗、投機以及客觀的不確定性常常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積累的根源，也是威脅國家金融安全的核心要素，人們必須加強金融風險的研究并制定相應的監管措施從而確保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目標。

　　一、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相關研究評述

　　金融天然與風險伴生，但系統性金融風險事關全局、危害巨大。自William提出用系統性風險(SystematicRisk)來衡量市場總體風險之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相關研究就一直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2]。一般認為，其提出的系統性風險是指無法通過分散方法來消除的微觀市場總體風險，而系統性金融風險常常是指宏觀的系統性風險(SystemicRisk)，這種系統性金融風險常常引發金融危機。

　　2008年，美國爆發的次級貸款金融危機，使得進一步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成為各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共識。我國學術界在這次危機后掀起了關于宏觀審慎監管和系統金融風險的研究熱潮。

　　第一，中國人民銀行系統內研究人員認為，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宏觀審慎監管的主要內容和相關制度及機制框架設計等方面，這些研究為建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如李妍提出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認為我國需要完善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加強中央銀行、財政部和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3]。付剛提出要確立宏觀審慎監管分析方法，明確系統性金融風險管理職責[4]。何德旭、吳伯磊、謝晨提出應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5]。周小川對宏觀審慎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和主要內容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成為中央銀行制定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重要參考依據[6]。

　　第二，學術界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內涵及其演變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對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共識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如張曉樸從金融危機的認知角度對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演變機制和成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7]。此外，馬勇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經濟學含義進行了論述[8]，王國剛對系統性金融的內涵和機制進行了新的闡述，并提出了新的對策建議[9]。

　　第三，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及其相關關系的定量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近年來，大量的實證研究文獻開始涌現，這些文獻主要對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相關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為金融監管決策提供了量化的依據。如巴曙松、王鳳嬌、孔顏對矩陣模型、網絡模型、違約強度模型、信用風險模型和綜合化經營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測量方法等系統性風險的度量方法進行了比較研究[10]。

　　葛志強、姜全、閆兆虎運用“五系統加權法預警模型”對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11]。張寶林、潘煥學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影子銀行推動了房價上漲，而房價上漲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12]。陳守東、王妍利用極端分位數回歸技術對上市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度量進行了實證分析[13]。沈悅、郭培利、李巍軍采用因素增強型向量自回歸模型對房價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關系進行了分析[14]。此外，許滌龍、陳雙蓮等學者也對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15-16]。

　　此外，面對日益嚴峻的金融風險形勢，學術界關于如何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對策研究為金融監管部門及相關政府部門決策提供了參考。如劉志紅提出通過國家審計工作可得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相關線索[17]。馬建堂等對我國杠桿率進行較為全面的估計，分析了高杠桿率的風險，提出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建議[18]。張維提出國家審計可在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19]。

　　綜上所述，自2008年美國爆發次級貸款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學術界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不斷深入，形成了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重要文獻，但是，如何立足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如何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并結合人類歷史上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經驗，為我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提出針對性對策的研究還較少，因此急需進一步加強研究。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在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關于防范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安全重大論斷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堅定態度和決心，是金融學術界和實務界做好系統性金融風險相關研究工作的權威指引。

　　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根源考察

　　系統性金融風險危及整個金融體系，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一個經濟體系的危害較大，甚至引起政局更迭，這一點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為了對系統性金融風險根源進行深入研究，筆者重點考察了人類歷史上自1900年以來的12次金融危機，它們分別是1907年的美國(還有法國和意大利)金融危機、1920—1921年的英國(還有美國)金融危機、1929年的美國股票市場危機、1931—1933年的歐洲金融危機、1950—1960年的國際債券市場危機、1974—1975年的美國(覆蓋全球)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1979—1982年的美國(覆蓋全球)金融危機(如美元危機、美國農場危機、石油危機、世界債務危機)、1982—1987年的美國股票市場危機(黑色星期五)、1990年的日本房地產市場危機、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7—2008年的美國(還有英國、愛爾蘭、冰島、西班牙、希臘)次級貸款金融危機。通過對上述危機的綜合考察，筆者發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根源一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參與者出現盲目樂觀，投機和金融腐敗行為盛行，市場狂熱情緒不斷升溫，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行為因素。詳細考察每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可以發現，在危機發生前，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以及投資者對金融市場出現的問題一般都盲目樂觀，對即將發生的風險及危機缺乏心理準備，所有參與者都成為套利者，金融行業和金融市場的合理準則常常不被重視，投機與合謀腐敗演化為集體非理性的行為選擇。

　　第二，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下，商業銀行為追逐利潤，通過過度投放信貸，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因素。銀行作為主要的金融機構，也是一國貨幣創造的重要參與者，每一次金融危機都伴隨著銀行危機，并且出現銀行倒閉事件。但是，在每一次金融危機之前，都存在銀行系統信貸過度投放的現象。銀行系統過度投放信貸本質上是由銀行對實體經濟的良好預期所推動的，如果銀行自身對實體經濟的增長預期準確，信貸投放則是銀行實現利潤的重要來源。

　　第三，債券市場出現連續違約、房地產等資產泡沫崩潰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市場因素。債券市場是標準化的信用交易市場，而信用是金融體系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礎。債券市場危機基本上成為金融危機的“標配”，債權市場危機的根源是連續違約。根據債權市場的信用評級方法，債權市場可以容忍一定比例的違約，但是，如果出現連續違約現象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國際資本流動異常、貨幣貶值壓力增加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國際因素。國際資本流動異常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情況一般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金融體系相對脆弱，當資本流入過多會引起通貨膨脹，資本流出過多則會引起貨幣貶值，因此，資本流動異常就成為發展中國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由于資本流動異常引發危機加劇，相關發展中國家被迫重新實行資本管制，限制資本流動，并向國際金融機構調集頭寸應付危機的壓力。此外，在開放的金融體系中，一國貨幣貶值本來屬于正?，F象，但是，如果出現大幅貶值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從而導致金融危機。我們發現，在危機前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出現貨幣大幅貶值的壓力，并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綜上所述，通過對金融危機事件的考察，我們發現了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根源，揭示了相關風險因素，并進一步分析了這些因素發生的過程，從而較完整解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內涵以及傳導機制，為制定相應的對策提供參考。

　　三、系統性金融風險形勢分析

　　根據前文對12起金融危機的考察，我們發現引發危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行為因素、政策因素、市場因素和國際因素等根源，通過將這些根源與我國目前的形勢進行對比分析，我們可以預估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這對于制定相應的對策具有現實意義。根據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管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管委員會的公開披露信息，當前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壓力有所緩解，但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營資本“系”的金融擴張與金融腐敗風險逐漸暴露

　　隨著我國金融業向民營資本開放，民營資本在金融業中不斷擴張。以銀行業為例，截至2017年6月，已有17家民營銀行獲準籌建。以民營企業名稱為標示的民營金融“系”開始成為金融業的一股群體性力量。根據深圳新財富的整理統計，截至2016年末，全國共有28家民營資本系金融集團存在，其中，“明天系”持股44家金融機構，包括控股23家、參股21家，成為一家全能型的民營金融集團。此外，相當部分的民營企業都在追求全能金融牌照。民營資本“系”在金融業的發展本無可厚非，但是相關金融風險的暴露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誘發因素。2017年，明天系等民營企業資本運作出現的危機，揭示出民營資本在金融業的運作隱藏監管套利、抽逃資本、內幕交易、關聯交易、金融腐敗等異常復雜的金融風險，這些風險與國有金融機構之間也存在盤根錯節的關系，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貨幣供應量稍有下降但銀行信貸擴張的動力較強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2017年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67萬億元,同比增長9.1%，比上年同期低2.3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53.56萬億元,同比增長12.7%，比上年同期低10個百分點。可以看出，貨幣供應量出現下降，出現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有利的因素。但是，2017年11月末，本外幣貸款余額125.05萬億元，同比增長12.6%。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119.55萬億元，同比增長13.3%，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3個和0.2個百分點。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12萬億元，同比增加3281億元。從銀行的貸款增速看，銀行貸款仍保持較快增長。同時，由于目前我國銀行主導的融資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銀行信貸擴張尤其是表外擴張存在較強的內在驅動力，進而存在信貸風險交叉傳染的壓力。

　　(三)房地產等金融資產價格泡沫雖有抑制但仍十分嚴重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主席周小川的估計，2016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為247%，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5%，高于國際警戒線，從而積累了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債務風險。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居民負債也出現大幅增長，居民部門杠桿率也居高不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居民部門負債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已超過90%。

　　(四)資本外逃和人民幣貶值壓力仍是重要風險因素

　　2017年12月，隨著美國聯邦儲備局采取繼續加息的政策，資本外逃和人民幣貶值再次成為學術界和金融實務界關注的焦點，考慮統計數據的誤差，尤其是貿易數據申報的漏洞，可以發現，我國仍存在較大的資本外逃空間。根據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總局的公開數據，部分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存在資本外逃的可能，尤其是境外投資項目與境內企業項目相關度不高的項目資本外逃存在增長的趨勢，引發社會對資本外逃的擔憂，同時，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加速美元回流。2017年，美國政府已三次加息，并采取“縮表”“減稅”等政策，貨幣政策收緊的趨勢明顯，有利于美元回流美國本土。此外，我國也與美國政府達成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協議，這對人民幣幣值形成貶值壓力，使得我國當前存在較多的由資本流動和金融開放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因素。

　　(五)崇拜金融科技增加監管難度并可能誘發金融科技風險

　　隨著我國互聯網電子商務行業的飛速發展，互聯網技術在金融中的應用成為金融資本爭先追逐的投資“風口”。以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蘇寧等為代表的互聯網科技公司，推動了國內資本的金融科技崇拜，這種崇拜帶來了金融監管的難題。

　　部分互聯網企業以發展消費金融、普惠金融為名，利用金融牌照監管漏洞，形使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高利貸”和非法集資，已經引發群體性的互聯網金融風險事件。

　　盡管金融監管部門已經協同相關部門對“現金貸”等金融業務進行清理，互聯網金融也逐步走向規范，但以金融科技為支撐的互聯網金融風險仍未完全暴露，仍需監管部門完善對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規避其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對策建議

　　習近平同志高度指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后果”以及“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實現黨中央防范系統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目標，筆者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加強黨的領導，打擊金融腐敗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也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我國當前面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一定程度上與金融系統黨的領導弱化有關。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的統計，2014—2017年，包括項俊波、姚剛、張育軍在內的涉嫌金融腐敗的金融監管部門領導和金融機構高管多達34名。同時，金融腐敗與民營資本“系”的勢力勾結，容易形成金融利益集團，嚴重威脅金融安全。加強黨的領導、打擊金融腐敗是當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頭等大事。

　　(二)收緊貨幣政策，控制信貸擴張

　　2008年之后，中央銀行的貨幣“超發”一直是市場質疑的焦點。金融危機的歷史證明，貨幣超發加上銀行的信貸擴張，成為系統性金融的重要根源。近年來，商業銀行為規避監管約束，通過委外業務等變相增加信貸規模。根據中國銀監會披露的數據，截至2016年12月，商業銀行委外業務規模超過25萬億元,委外業務不僅增加了信貸規模，也為銀行資金脫離實體經濟“空轉”提供了通道。適當收緊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從嚴監管金融體系、清理銀行委外資管業務、防止商業銀行通過資管渠道助長“影子銀行”業務間接增加信貸規模是銀行信貸監管的重點。

　　(三)完善監管協調，防止泡沫破裂

　　目前，盡管在“一行三會”的監管機構框架下，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宏觀審慎評估”和“雙支柱”監管模式，同時，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國務院設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強化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職責，使得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日趨完善。但是，從我國現有金融風險發生的過程來看，除了“一行三會”外，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地方政府金融辦和工商部門等部門都參與金融相關牌照的審批，這使得金融監管體制的完善任重道遠。為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筆者建議盡快推進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的運作以及金融牌照的審批，在明確相關部門職責的情況下，應盡量集中在“一行三會”的框架內來進行審批，防止多頭金融監管誘發監管套利和監管盲區，從而提升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

　　(四)監控資本外逃，確保幣值穩定

　　隨著我國金融體系的不斷開放，國內資本出逃的意愿以及渠道不斷增加，同時，金融開放預期也促使國際資本流動有加速的跡象，人民幣幣值穩定面臨較大的壓力。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政府必須加強對資本外逃的監控，謹慎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嚴防境外金融風險的沖擊。

　　(五)提升監管科技，監管金融科技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不斷推動金融科技的進步，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非理性投機熱潮助長了金融科技的盲目發展，但是，由于人類對金融科技的認知有限，金融科技帶來的不確定性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相關部門必須加快金融科技相關立法，通過并購的方式加強對金融科技公司的控制，從而提升監管科技的水平，這些都是我國目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較為迫切的任務。

　　作者：張維

　　推薦閱讀：《西部經濟管理論壇》(原: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季刊。原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已整體并入西華大學。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原《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更名為《西部經濟管理論壇》，國內外公開發行。